定会危害到君主自身；大臣地位太过尊贵，必定会威胁君主的地位；王后与嫔妃不分等级，必定会危害王后的嫡子；君主的兄弟不服从君主，必定会危及社稷安全。千辆兵车的君主没有防备，必定有百辆兵车的大臣在他身旁，要来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万辆兵车的君主没有防备，必定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他身旁，要来夺走他的威势而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繁殖滋长起来，君主的权力就衰微了。”
韩王认为他在挑拨离间，更不去理睬韩非了。
韩非向韩王进言，全都不被采纳。他心里非常憋屈，便想起楚人卞和的故事来：卞和在荆山中得到一块玉石，把它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以为是石头，砍掉了卞和的左脚。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把它献给楚武王，楚武王以为是石头，又砍掉了卞和的右脚。楚文王即位后，卞和捧着玉石在荆山脚下痛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完了，接着流出血来。楚文王听说后，派人询问他痛哭的缘故。卞和说：“我并不是因为砍掉睡觉双脚而悲伤，我悲伤的是珍贵的宝玉被称为石头，忠贞诚实的人被称为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于是，楚文王派玉工雕琢那块玉石，果然得到珍贵的宝玉，便命名为“和氏璧”。
韩非感慨地说：“那些珍珠宝玉，是君主所迫切追求的东西。卞和即使献上的玉石不够完美，也不会成为君主的祸害，但他还是被砍掉双脚后，宝玉才得到鉴定。如今君主对于法术，未必像得到和氏璧那样急迫；而法术还要禁止大臣们的自私和邪恶，怎么会不遭致他们的攻击呢！这样看来，法术之士之所以没有被杀戮，只是因为成就帝王大业的法术还没有进献罢了。君主运用权术，那大臣就不能擅权独断，左右亲近侍从就不敢卖弄权势；官府施行法度，那游手好闲的人就得从事耕农，而游侠之士就得冒险作战。这样的话，法术这东西便被大臣和士民视为祸害了。如果君主不能违背大臣们的议论，摆脱士民们的诽谤，独立地思考接受法术之言，那法术之士即使到死，他们的学说也不会被认可的。”
韩非掌握着治国的“和氏璧”，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想向别人倾诉，可哪里有理解自己的人呢！
堂谿公是楚国封君的后人，几代人都在新郑客居，与韩国公室关系密切。他知道韩非上书石沉大海，又见他郁郁寡欢的样子，便来开导他说：“我听说服从礼制、退避谦让，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修养品德、隐藏才智，是成就名声的道路。如今先生创立法术学说，设置法术制度，我私下以为这会给您带来危险。我听说：楚国不用吴起变法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商鞅法治而国富兵强。两位先生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了。然而，最终吴起被支解而商鞅被车裂，这是没有遇到贤明君主的祸患啊。您为什么放弃保全自身的方法和成就名声的道路，而无所顾忌地去做危及生命的事情呢？”
韩非回答说：“我明白先生的意思了。治理天下的权柄，管理民众的法度，是非常不容易处置的。但是，我之所以废除先王的礼教而奉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因为我认为创立法术学说，设置法术制度，它们是用来造福民众、便利民众的方法。所以，不惧昏庸、愚昧君主的患祸，而坚定地为民众的利益着想，这是仁爱智慧的行为。惧怕昏庸、愚昧君主的患祸，而逃避死亡的灾难，智慧聪明而无视民众的利益，那是自私卑鄙的行为。我不忍心采取自私卑鄙的做法，也不敢伤害仁爱智慧的行为。”
韩非不听堂谿公劝说，继续完善和推行自己的学说。
韩非考察了历史得失的变化，综合了法家各派的政治思想，把商鞅的任法、申不害的用术、慎到的重势统一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所谓“法”，就是法律条文。法律一经定出，必须坚决实行，明确法度禁令，严格奖赏惩罚。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君主必须掌握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心藏不露，玩弄权术，才能避免奸臣的劫杀篡夺。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势地位。权势是法术得以实施的基础。君主必须巩固权势，而不可将权势借人。法治、术治、势治，三者互相配合，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韩非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广泛搜集各种资料，编辑了《说林》和《储说》，为自己观点提供充分的证据。他又研究了游说问题，深入揣摩君王的心理活动，写了《难言》和《说难》，大致意思是：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能否了解事理而用以说服君主的困难，也不是我能否分析事理而能够阐明主张的困难，又不是我能否敢言而能够全部讲出来的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君主的心理，怎么用我的学说去迎合它。所劝说的君主属于追求高尚名声的，而你用丰厚利益去劝说他，就会被他看作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的待遇，必定要被疏远和抛弃了。所劝说的君主属追求丰厚利益的，而你用高尚名声劝说他，就会被他看作没有头脑而脱离世纪，必定不会接收你了。所权说的君主属于内心追求丰厚利益而表面追求高尚名声的，而你用高尚名声劝说他，就会表面接收你而实际疏远你；而你用丰厚利益劝说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这些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