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方秦丰年冲她点了点头，然后便退到了一边，在朝议前他在私下和谢宁讨论过此案的，他是明法科出身，在去任益州前曾在大理寺当过详断官，这次的调任虽匆忙，但因着以前的人脉还在，所以他很快的就熟悉了手上的工作。
他能信谢宁，也因辩论之后知道谢宁深谙法理，所以才肯直面于朝堂之上，然后将下面的事交给谢宁。
朝议暂时告一段落，要下两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谢宁和另外一位翰林学士领命后便调阅了关于红秀之案的全部卷宗。
若从律，那红秀必死，若从赦，那红秀可活。
谢宁自是从赦的，她遵律，可如今的情况，须拢权，因此得以皇帝的赦为第一。
她已在修改新法，现在朝堂上旧党当道，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会阻止新法的施行，所以要借着此案将皇帝的权力拉高，如此才能为之后改良过的新法开道。
耳边传来翰林学士的声音，“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这是例律。
“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这是贼盗律条中的谋杀条。
“红秀杀夫，触犯了“恶逆罪”，无可赦免。”
谢宁撇过旁边一位中书舍人，对方立即会意，“臣有言，据户婚律，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而红秀定婚之日，母服未除，二者之间的婚事在律法上无效，因此红秀刺杀李大郎不应以‘恶逆罪’论之，当以贼盗律中的谋杀条论之。”
孝期内不准嫁娶，也就是说，红秀之罪当以贼盗律来定，谋杀人，且伤到了人，当处以绞刑。
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言其实也有些强词夺理，但也是一个谢宁的一个试探。
谢宁收回视线，然后出列，问刑部的官员，“我看过此案卷宗，缉拿、讯问红秀的是县尉，那时红秀便已吐露实情，可是？”
那刑部官员点了点头，然后谢宁继续道，“而按照大周律例，县尉不可参与推勘，是以当时此案并未进入司法程序，所以红秀的自首情节成立。”
也就是说，红秀的犯罪事实或者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她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属自首。
刑部不承认红秀是自首，盖因为她当时已被县尉缉拿诘问，可大周县尉不可参与推勘，也就是审问，因此县尉的审问并不成立，红秀依旧属于自首，可被减刑。
秦丰年已然据此反驳过好几次，可刑部并不理会。
依旧按谋杀罪论。
如今拿到朝堂上来说，刑部的官员反驳不了，谢宁也没给机会他们反驳，“按谋杀罪论，红秀已伤人，当处以绞刑，可她自首陈，因此当减谋杀罪二等，判‘流三千里’。
《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或脊杖，因此‘流三千里’应折‘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
《折杖法》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毕竟大周之前是为乱世，而乱世用重典以救时弊，到大周却是不适合重典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的大周疆域太小，北不过燕、云十六州，南不过长江，西不过山西，在如此狭小的疆域内，流三千里？
谢宁看向那翰林学士，对方也承认红秀并非“恶逆”以及她的自首情节，可他却并不认为红秀可降罪，因为律法上说的很清楚，谋杀且伤到人的，不在自首之例。
所以即使红秀有自首情节，也不可减轻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