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当时蜀地的三星堆文明，根本不在周人认知的“天下”之内，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周人的盟友。 通过客观冷静的思考，只能遗憾地宣布，周武王联合三星堆大战商纣王，只是一个美丽的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三星堆文明没有和周人联合，那伐商联军中的那个“蜀”又是什么呢？ 这一点，在之前就有人通过考古，已经确定了期间的联系。 在这里，当然不是通过陈文哲手中的这件蜀戈，但是那件兵器也是戈。 这是一件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戈，根据其独特的等腰三角形造型，将之定名为“三角援戈”。 这种戈，就是“蜀戈”。 因为此类“三角援戈”的分布，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叫蜀戈。 这完全是因为其多分布于蜀地，在中原极为罕见。 近年来，很多学者发现，这种“三角援戈”不仅集中分布于蜀地，在汉中地区也有相当密集的分布。 如之前提到过的，位于汉中的城固地区，就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三角援戈”。 而且相当于殷墟时期的时段内，此类戈是此地出土青铜戈的绝对主流。 应当说，这是当地人群的“主战兵器”。 根据三角援青铜戈，这一独特且鲜明的文化因素，很多学者判断，早期蜀文化不仅分布于成都平原，还在西陕汉中地区有所分布。 在上古时期，地名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传播而扩散，所以经常出现多地同名的情况。 “蜀”这个地名，或许就伴随着早期蜀文化的传播，而由蜀地传至汉中。 《牧誓》中的“蜀”，更可能是指汉中地区早期蜀文化的国族。 汉中与关中，虽然也有秦岭阻隔，但终究距离很近，且尚有道路相通。 即使在三千年前，两地生活的人群彼此沟通、相互影响应当也是较为便利的。 周族在商代末年迅速壮大，将汉中地区的早期蜀文化人群，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 之后他们联合他们一起征伐殷商，这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批人群因为在革命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进入西周以后享受了很优厚的待遇。 譬如着名的宝鸡竹园国墓地，就出土了很多与蜀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器物。 这充分显示，可能就是由蜀文化发展而来的一个邦国，或许正是《牧誓》中记载的蜀人的一个分支。 汉中地区的早期蜀文化人群，是由蜀地迁移而来，这个陈文哲已经很确定。 只不过别人不清楚，他们还在怀疑，这部分人是不是原本就分布于此处。 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可陈文哲很确定，川省内部跟汉中有联系，而汉中蜀人则被周人征服、统治。 其实能够确定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是因为蜀戈，这一点能够证明，川蜀跟周人的文化是互相有影响的，甚至是互通的。 还有一点，在西陕那边，陈文哲看到了三星堆标志的东西。 那是在三星堆出土过的两种金面具，出自圆顶金面青铜人像，及平顶金面青铜人像。 圆顶人像通高42.5厘米、宽19.6厘； 平顶人像通高45.8厘米，宽22.4厘米。 这两种人像上的金面罩，均为金皮捶拓而成，眼眉部镂空，制作精致。 据推测这种金面造像，代表当时社会最高层的贵族。 他们不仅掌握生杀大权，还垄断了与神交流的权力 在战争开始之前，带着这种金面罩的祭祀在跳舞？ 这应该是给军队以祝福，在当时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很正常的活动。 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陈文哲才确定牧野之战中有蜀人参战。 所以就算是移民到西陕的“川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还是“川军”。 或许户口迁了、籍贯变了，但是文化习俗不是那么轻易改变的。 三千年前的“西陕籍川军”，作为周武王伐商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灭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神话。 青铜三角援戈，在西陕这边，是出土商代晚期的大墓。 现在通过回朔，陈文哲能够确定，这很可能是《尚书·牧誓》提到过和周武王一起征伐殷商的“蜀”人所用。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