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歪歪扭扭曲曲弯弯到了民国时期，这个古老村寨的百姓仍然没有过上太平的日子，依然被灾难的阴云笼罩着，天灾人祸就像悬在空中不可预知的炸弹，随时都可能向这个村寨倾泻下来。尽管如此，这里的百姓还是得继续生活下去，也就把灾难视作生活的一部分，听天由命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怨无悔地数着指头儿过日子，就像没有思想的牛马一样，用自己的筋骨和汗水换得延长生命的食物。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寨靠着黄河自然是靠黄河吃饭。村寨里的百姓吃的是黄河滩耕种出来的粮食，喝的是黄河水，黄河滩里的蒲草芦苇为穷苦百姓修房盖屋提供了材料，穷人用黄河滩的黄土夯出的土坯砌墙垒院，连他们盛装粮米的陶器都是黄河滩的胶泥烧制的。黄河就像不知疲倦的母亲一样喂养滋润着这一方百姓。黄河母亲百折不挠的性格基因遗传给了她的子孙，使她的子孙后代面对天灾人祸仍然顽强不屈地生活繁衍着。
在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前，寨子里的这个村庄就早已有了名字儿，叫“葫芦庄”。
葫芦庄大多数是穷人，不少人家好几代一直都是穷人，他们也弄不清楚到何年何月不再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成了他们萦绕心头久久期盼的梦想。甚至他们做梦也往往做的是穷梦，偶尔有幸地做了一个富梦，他们往往会高兴得几天合不拢嘴儿，逢人便说：“真是稀罕啊……俺终于做了一个好梦！”并把好梦的梦境细节说得很是详细。
虽然贫穷不可能存在基因传承，但生产资料和财富是存在传承的。由于土地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想富起来很难。没有土地没有经济资本的户家，只好无奈地把贫穷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甚至越传承越贫穷，以至于穷人穷得怀疑其祖上的血统有问题，或断定老天爷给的就是这样的穷命儿，那就只有认命吧！
葫芦庄虽然大多数是穷人，但穷人繁衍子孙的能力要比富人厉害一些。
富人是靠银子生活，穷人是靠劳动力生活，没有子孙哪来劳动力？所以穷人只有加劲儿地生育，哭笑不得地繁衍着子孙。穷人家的孩子是没钱读书的，所以文盲“睁眼瞎子”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穷人的孩子都是文盲，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甚至爷爷奶奶的父母也都是文盲，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可以想象出来，这样文盲遍地的国家、这样文盲遍地的民族，能有什么前途？
在村里一对儿夫妻生养六七个孩子并不稀罕，虽然养育艰难，但既然生出来也能凑合着养下去，只要不出现天灾孩子也很少有饿死的。生出一个男丁就等于生出一头牛马驴骡，养大好耕田种地，生出得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若生出的是不能干重活儿的姑娘，就再加劲儿期望能够生出男丁出来。重男轻女是无法避免的，老百姓对重男轻女一点儿也不避讳。并非穷人骨子里不喜欢女孩儿，而是穷人得靠力气和劳动才能生活，没有男丁如何耕作？粮食从哪里来？再说女孩儿从小就得缠足，缠得几乎残废的小脚儿是下不了田地的。所以这个村子尽管以前人口屡次遭到杀戮，但到了民国初期人口仍然比清朝时期多，大约有将近千把人口。
葫芦庄虽然大多数是穷人，但猛一看上去并不像贫穷的村庄。财主家盖有不少青堂瓦舍的屋宇，有些大瓦房的顶层还修有女性家眷住的绣楼。街市两旁有不少做生意的店铺，咋看起来像一个热闹繁华的小镇子，都是清一色的汉族人。有几个大姓的家族还修有古香古色的祠堂，祠堂里供奉着家族先人的牌位。中国传统的祠堂文化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封建社会，它是封建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说它是文化一点儿也不牵强，祠堂就像一个不是学堂的学堂、不是教育机构的教育机构。一个家族的祠堂里经常会让本族读过书有学问的人给族人讲述儒家经典，会请本族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述本族先人的荣耀事迹，以激励族人奋发向上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祠堂除了崇宗祀祖，有的家族的祠堂里还张贴有族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无非是教育族人遵纪守法，明明白白做事儿，堂堂正正做人。祠堂里受人尊敬说话算数儿的人儿，都是其家族德高望重辈分高年龄大的人，尊称为族长，家族里遇到重要的事情，譬如婚丧嫁娶、过继子女、对老人赡养之事，常常都在祠堂里商议解决。一般说来家族与家族之间平时很少有纠纷和摩擦，都是本着圣贤遗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睦相处。偶尔家族与家族之间产生利益纠纷，或此家族与彼家族的人出现打架斗殴的事情，皆有双方族长本着互谦互让商量解决，很少有把事情闹腾诉讼到官府去的，这也给官府省去了不少麻烦。祠堂的存在和功能，颇有点儿乡民自教和乡民自治的味道。
葫芦庄这个村名儿并非官方或权重位高名人之士起的，而是人们自自然然叫出来的。这与村民们的传统种植产业有很大关系，当然葫芦庄肯定与葫芦有不解之缘。葫芦在当地的种植和发展除了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黄河岸边的老百姓离不开葫芦。
要说葫芦庄还真是是名副其实的葫芦庄，离开葫芦这个村庄也许就不能称其为葫芦庄了。
葫芦也是这个村子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