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报警后，稷州市局对现场做了全面而仔细的勘查。尸体已经完全白骨化，至少死了10年以上。死者颅骨碎裂，曾经被钝器反复击打。现场发现了一把扫帚，扫帚把上发现了大量血迹和人类的头皮、毛发及脑组织。法医确定扫帚就是凶器，凶手抓住扫帚头，用扫帚把的一端反复击打受害人，直至受害人脑浆迸裂而亡。周围的桌凳上溅落的血迹和脑组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凶手抓的是扫帚头那一端，根本无法提取指纹。 遗留下来的死者衣物是一套休闲款西装和一只高跟鞋。内衣是塑形内衣，所有的衣物都是名牌，说明死者有比较可观的经济收入。现场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随身物品，但在死者的西装外面有一枚小徽章。徽章上面有一个天平标志，经过最近这阶段的调查发现这个徽章属于本市的天平律师事务所。 经过律师事务所法人樊天平的确认，这枚徽章确实属于他们律师事务所。根据死者的衣着判断，樊天平认为死者可能是天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姚文婧律师。10多年前，姚文婧律师突然失踪了，失踪时间与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比较一致。根据这些线索，找到了姚文静律师的前夫齐泉以及她的女儿齐梓晴。拿到齐梓晴的DNA以后，与尸体的DNA做了比对，两者存在生物学上的母女关系。目前，可以确定死者就是10年前失踪的姚文婧律师。 目前嫌疑较大的人有三个。第一个是姚文婧的前夫齐泉。姚文婧生前曾经辱骂自己的女儿齐梓晴，导致齐梓晴精神崩溃跳楼，右腿落下了终生残疾。孩子出事儿前姚文婧和齐泉已经离婚了，齐泉曾经有过醉驾致人死亡的前科，坐过半年牢。孩子出事的时候，齐泉刚放出来一个星期。婚姻存续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打架，感情不好，而且为了孩子，齐泉有可能杀前妻，他有杀人动机。 第二个是天平律师事务所法人樊天平。姚文婧生前因为合作的问题，与樊天平多次争吵，产生矛盾的原因是律所的收益分配问题。姚文婧认为虽然她占的是小股，但是律所的案子大部分是她办的，所以她应该多分一些收益。她希望重新签订入股合同，樊天平认为上一个合同还没有到期，如果想重新签订入股合同，需要上一个合同到期之后才能续签。姚文婧不同意，所以争吵过多次，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樊天平律师也有杀人动机。 第三个就是常庄村的村长张明德。嫌疑就在于一具白骨化尸体居然在那儿放了10年，他都没有发现，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意进出那个废弃学校的人。他有充分的作案条件和作案时间，但他与姚文婧并不认识，作案动机不足。 本案侦破还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是案发时间过长，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日期，所以无法确定齐泉和樊天平是不是在现场出现过。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痕迹消失了，齐泉和樊天平也想不起来10多年前每天都在干什么。警方也不能非常无理地要求他们想起来10多年前每天都在干什么。 案发现场为什么会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里，而死者姚文婧又是如何来到那个废弃学校的？无从查起。 死者姚文婧人际关系非常差，与她有大大小小过节的人不计其数。经过查询，她曾经25次向有关部门举报国家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其中有5次举报的就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被举报的人还包括工商局、财政局、法院、环保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她是一名律师，对法律特别熟悉，虽然她举报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每次对于她的举报都必须给出比较合理的处理结果，否则她就会不断地找这些部门理论。与她吵过架的人不计其数，包括合伙人、同事、下属、停车场的保安、大厦的保洁、小区的邻居等。很多人因为她生活被改变，甚至丢掉了工作，恨她的人不在少数。凡是与她接触过或认识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连他的女儿和前夫都是这么认为的。客观来说，这些人里很多人都有杀她的动机，排查的难度太大。 听了夏支队长的介绍，黄一为知道他们这次遇到大难题了。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也要到现场去看一下。夏支队长派了当时的主检法医郭欣陪同黄一为他们一起复查现场。 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稷州市新禹县常庄村，其实大家对新禹县并不陌生。在李筱薇案的时候他们都来过新禹县，曾经在李洁开的理发店勘察过现场，字母案的幕后黑手还曾经留下了一些线索。比如留下了“useful？”，还有故意印在海报后面的脚印，这些疑问目前仍然没有解开。黄一为隐隐感觉到此行能让他发现些什么，他甚至有心再回到那个理发店看一下。现在，他只能悄悄地把这个念头放在自己心里。 新禹县距离稷州市只有40分钟车程，常庄村虽然属于新禹县管，但是它在靠近稷州的方向。车开了20多分钟就来到了废弃的常庄小学。也许村长张明德想尽快洗清嫌疑吧，发现又有警察来了，主动打开了门并介绍情况。 黄一为问张明德：“你确定你一直没有到过二楼吗？” 张明德有点害怕了，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我没有上过二楼。我腿脚不好，只在一楼放些东西，有时来取一下，但我从来没有上过二楼。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黄一为告诉他：“你不用担心，我只是确定一下楼上没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