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程默采购了大批生活物资,在陶茹萍的带领下,来到了长安孤儿教养院,说是教养院,实际上就是一座半荒废的院子,陶茹萍告诉程默,子宜先生多年来为了救助孤儿慈善事业,早就散尽家财,加上地方官员的盘剥,现在只能带着剩下的孩子栖身在这里。
从各界募集的善款,经常因为层层吃拿卡要,到了福利院,也只能勉强维持孩子们的温饱而已,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志超为首的警察系统,怪不得少帅要悬赏此人的狗头,给长安民众一个交代。
推开破烂的院门走进里面,院子里倒是非常整洁,几个正在玩闹的孩子停下动作,转头怯怯看着两人,有个胆子大的,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这里很穷,没什么能孝敬长官的!”
程默走到他跟前,摸摸他的脑袋,好奇问:“我们既没穿制服,也没表明身份,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长官?”
男孩看起来有些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躲开他的大手,小声说道:“这两年除了来找先生要好处的官老爷,哪有体面人来我们这里,先生为了我们已经够苦的了,求求你们,放过我们这里吧!”说到后面,已经带着哭腔。
陶茹萍见老师一脸尴尬,心中既苦涩又好笑,上前一把将男孩搂在怀里,急切问道:“虎子,我是萍姐姐,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回来看你们了?!”
男孩被人搂住,先是畏惧,而后听清对方的话后,这才抬头仔细打量着陶茹萍,然后开心叫道:“萍姐,真的是你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看了,我都不敢认!”
陶茹萍追问道:“先生,人呢?”
虎子正要回答,后院传出一个夹杂着咳嗽的声音:“虎子,谁来啦?把客人带进来吧!”
陶茹萍放开男孩,大步向后院奔去,程默也快步跟上,院子屋檐下摆着一张竹床,一个身形干瘦的老人坐于其上。这种习惯源于老人一段传奇往事。
1929年夏初,张子宜病了。由于他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不仅要设法为孤儿院筹措资金和管理其日常工作,在精业公司还担任着经理,并且还经常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慈善活动,长时间积劳成疾,且当时长安地区结核病肆虐,张子宜也感染了肺结核,连日大口吐血。当时此病无药可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子宜除减少了外出活动外,一直坚持工作。他仍写信呼吁国内外爱心人士给陕西灾民募捐。他还亲自给国民政府写信,让派员来陕赈灾。时邓长耀任陕省赈务会主席,聘请张子宜为委员。张子宜虽患肺病三期,仍协助邓长耀、杨仁天诸先生筹办全省赈务。
当时有个老中医,给他说户外新鲜空气对治疗肺结核有奇效。他心想,死马权当活马医,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采纳了老中医的建议,从1929年秋天开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户外居住。
当时,肺结核无法医治,而且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起初,医生宣告他日子不多时,他想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这些孩子怎么办?几十年来,自己为了搞慈善、办孤儿院,吃了多少苦,求了多少人,募了多少捐,克服了多少困难,才有了今天孤儿院的规模,如果自己死了,孤儿院怎么办呀?
孤儿怎么办?多少个夜深人静的不眠之夜,他想,“吾在一日,将会为儿童服务一日。”
张子宜在外露宿期间,春、秋两季相对好过一些,难熬的是夏、冬两季。夏季,挂上蚊帐,仍难以抵御蚊虫叮咬、酷暑高温;冬季,奇冷无比,其寒尤冽……
冬季是肺病的高发期。自然,也是他病最重的时候。一到晚上,他的病情加剧,一阵阵剧烈咳嗽,伴随着咳血,使他难以安寝。尤其是到后半夜,周围黑漆漆一片,远处的路灯在积雪的反射下发出青色的光泽,阴森可怕,猫头鹰就在他床的附近叫。民间传说,猫头鹰叫,不是什么好兆头,张子宜想:莫非这夜猫子是来索命的?
他是一个铮铮汉子,并不怕死,只是放心不下孤儿院那群可怜的孩子。
翌年秋季,虽说秋风秋雨,连绵不绝,但相对冬季还是要好许多。
秋日的一天,张子宜忙完赈灾工作,拖着沉重如铅的双腿回家,喝了一碗稀饭,便在外面露宿。他晚上因为咳嗽醒来几次。他气喘得不行,睡觉不能平躺,要把后背垫得高高的,斜躺着入睡。后半夜,他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惊醒,睁眼四望,四周黑漆漆一片,秋风在大声地呜咽着。
夜深人静,他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躺下闭目养神。但思绪疯长,没有边际。他想,大概是白天喝了太多茶水的缘故。
深夜,秋风在肆虐,还有叫不上名字的虫子的唧唧怪叫声,组成了一曲悲壮的交响曲。
虽说医生告诉他新鲜空气对他的肺病有好处,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他能坦然接受。他也不怕死,但他告诉自己不能死,至少近几年不能死。他死了这些孤儿怎么办?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1929年秋开始,张子宜坚持在院子里睡了整整三年,当时没有特效药治疗肺病,他竟奇迹般痊愈了。在外居住的三年间,他还带病坚持陕西赈灾工作,只是稍微减少了外出的次数。
这就是张子宜。一个铮铮铁骨,不向死亡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