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
按曹魏制度，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掌握冀州、幽州、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权倾朝野。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为乡里所饶”，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称“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
（吴质）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魏略》
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4友”（另外3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这4人在历史上，没1个好东西！曹丕这眼光…比刘备差远了！），尚且被如此对待；
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1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2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改籍贯咱们不提，咱们聊聊士人依附军阀。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1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3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
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
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
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太后当权，在东汉极为普遍。
何太后还不算太差，汉顺帝刘保的皇后梁妠，即窦、邓、阎、梁4太后中的梁，那才叫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