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作者陈寿处在同1时代，可知“4胜”与“十胜”的基础史源应该相同。
《荀彧传》称此言论的主要作用是激励曹操，达到“强弱易势”之目的；《傅子》也明确表示，郭嘉献策的背景是“曹操欲讨袁绍而力不敌”。
（袁）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荀）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魏书荀彧传》
太祖谓（郭）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傅子》
可见“胜论”的本质是1种精神鸦片，主要起自我安慰的作用。
至于这种安慰剂式的言论，最初的提出者究竟是荀彧还是郭嘉，则难以定论。不过按郭嘉与荀彧同为颍川出身的背景来看，这份言论的原始底稿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共同拟定的。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魏书荀彧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魏书郭嘉传》
按人际关系来看，郭嘉是由荀彧引荐，存在裙带勾连。按职能分工来看，荀彧担任尚书令，留镇后方；郭嘉是随军谋主，常在前线。
先是，（荀）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魏书荀彧传》
（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魏书荀彧传》
（郭嘉）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魏书郭嘉传》
照此论之，“胜论”很有可能是颍川集团的共同意见，只不过在不同场合下由不同的人物负责陈述进谏，因此出现了“4胜”、“十胜”等不同版本。
在“4胜论”中，荀彧从“度、谋、武、德”4方面展开陈述，力图贬低袁绍，抬高曹操，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鉴于历史的后续发展，确实很容易令人误以为荀彧有“未卜先知”之能，甚至因此神化历史人物。
然而从史料的相关记载及诸多旁证中，却可以发现荀彧提出的“4胜”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
官渡之战持续1年有余（199-200），战况非常胶着，可知袁、曹实力相似。战争的最终结局实际是由“许攸叛变”、“乌巢失守”等偶然因素导致，并非“4胜”之效验。
1言蔽之，曹操侥幸胜出，只是因为袁绍内部矛盾加剧、引起内讧所致。
无论是“4胜论”还是“十胜论”，均属于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其政治意义远胜于实际意义。
这种言论无视客观现实，多所粉饰，甚至不惜通过偷换概念，用以虚张声势。
荀彧、郭嘉等人的才略智计当然不止于此，但这种讳败为胜、颠倒黑白的言论，也确属无奈之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4胜论”的提出背景，是在建安2年（197）曹操惨败于张绣之后，彼时曹营人心浮动，曹操也痛失子侄（曹昂、曹安民），亟需精神安慰，因此这种惑众之言才能大行其道。
（张）绣败太祖军于宛。（袁）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魏书荀彧传》
不过随着官渡之战（200）以后的强弱易主，曹操集团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4胜论”也便愈发流行，与郭嘉的“十胜论”并行于世。
令人惋惜的是，袁绍虽然在“度、谋、武、德”4方面力压曹操，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偶然因素输掉了官渡之战；
因此他的种种闪光点，也被随之抹煞。
“成王败寇”1贯是历史书写的底层逻辑，袁绍也因此沦为历史的陪衬角色，甚至是并不光彩的陪衬角色。
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导下，公卿世家出身的袁绍，在“德行”方面竟也输给了宦官家庭出身的曹操。
这种“颠倒黑白、过犹不及”的历史构建，无疑是天大的讽刺。
概而论之，无论是“4胜”还是“十胜”，与历史真相均相去甚远。
诚如意大利学者所言，1切历史，实则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