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两名出言不逊的旁听者被法庭上的警卫逮捕了以后, 才稍稍压制了一些人们的愤慨情绪, 让他们从直接张口羞辱转为了悄声在彼此耳边窃窃私语着。这种程度的骚乱是无法影响到伊莎贝拉的，在纽约长大的她经历过更加激烈也更加刻薄耻辱的种族歧视，旁观席上的几句批判对她来说还不比纽约街头的一只老鼠从她鞋子上跑过给她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大，但是很显然同样的话就不能应用在艾格斯·米勒的身上了。
当伊莎贝拉的阐述告一段落, 哈利·罗宾森站起身要求询问艾格斯·米勒一些问题时，浑身战栗的她看上去似乎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只是不停地哭泣着，蜷缩着身体, 躲避着四面八方向她投来的目光。连一个字都无法说出，显然适才出声辱骂的两名旁观者的话已经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
但她这幅让伊莎贝拉感到痛心不已的模样并未在旁观人群与陪审团团员中赢取任何同情, 正相反, 这似乎只让他们更加厌恶艾格斯·米勒，认为这不过是她为了博取怜惜而做出的一番好戏罢了。这么一来, 伊莎贝拉知道自己必须彻底放弃任何以艾格斯·米勒的人格品德作为基础的论点, 只能以纯粹理性的证据来说服陪审团团员们。
“尊敬的法官, 我的委托人目前的状况明显无法接受来自罗宾森先生的任何询问, 如果我有您的准许, 请允许我代替我的委托人回答。”
劳伦斯·黑尔爵士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这个举动又引起了一阵人群的骚乱, 伊莎贝拉隐约听见人群里有好几个人嚷嚷着不公平，而哈利·罗宾森的脸色阴沉得就像是看见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刚刚和一头满是泥巴的猪喜结连理，怕是没想到法官竟然会准许这样一个通常都不可能允许的请求。不过，伊莎贝拉心想, 估计此刻劳伦斯·黑尔爵士心中也不过好受到哪里去，只怕是充满了悔恨，那一天他向公爵应承他会在法庭上给予他们这一方尽可能多的方便时，很可能从未料想到这个案件的审判竟然会发展到这样一个让他下不了台，之后恐怕会被同行多为批判的地步。
或许是知道逼问伊莎贝拉根本不可能得到与逼问艾格斯·米勒同样的结果，哈利·罗宾森转而拿起了另一份资料，将重点集中在了法医提供的证据上，反复强调着艾格斯·米勒的孩子的死因已经被确定为窒息而死，而这确凿地证明了那无辜的婴儿是被谋杀的。
而这只让伊莎贝拉更加坚信自己剪短了长发，穿上了公爵的西装，拼命用手指扣喉咙直到声音嘶哑得听上去像个男人——这一切为了能够化身为乔治·斯宾塞-丘吉尔代替哈里斯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尽管为了这一身装扮，安娜不得不把马车的坐垫割开，取出里面的棉花来垫在肩膀处与腰身处，这样才能使伊莎贝拉纤瘦的体形看上去像个男人般宽阔。感谢上帝，伊莎贝拉那时想，不是每个贴身女仆都随身带着一把锋利的小刀的。
伊莎贝拉看过上百集有关医疗的剧集，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上一世的大半个人生，她时常对詹妮弗·哈德森医生自嘲，要是自己将来想要走上与她一般的职业道路，她所掌握的知识——尽管都不深入，又不系统——至少也能为她省下一年的学习时间，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这些哈里斯所不具有的经验至少在此刻让伊莎贝拉成为了比他更加适合的辩护律师。在之前的准备工作中，伊莎贝拉不仅从伦敦请来一名此前曾在美国的诊所中工作过十年的医生来为自己作证，证实在他二十多年的接生经验中，的确曾经遇到过两起婴儿一出生便窒息死亡的病例。而范德比尔特家的律师在美国为她收集到了足够多的医疗记录——那些记录大多数都是医生为孕妇实施了剖腹产后，观察到了婴儿有脐带绕颈现象，并记录下了孕妇和婴儿因此而出现的一些特征，譬如脐带过长，羊水量大，婴儿体型瘦小等等。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脐带绕颈，这个在1895年还未被发现的威胁新生儿生命健康的隐患，是的确存在的。伊莎贝拉过去获得的医疗知识让她得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那些晦涩难懂的记录，而这是哈里斯所不能做到的。
她向陪审团团员解释了那些记录与艾格斯·米勒的孩子之间大量的相似之处——譬如，孕妇的年纪过小，没有得到合适的照顾，在记录中被认为是引起了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同时，从法医提供的数据来看，艾格斯·米勒的孩子的体重轻于正常数值，而他脖子上留下的伤痕更加接近相关医疗记录中的描述，而不是伊莎贝拉找来的美国一起杀婴案的记录中，被证实杀掉了一个仅仅两个星期大的婴儿的保姆所留下的伤痕。更何况，艾格斯·米勒生下孩子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却没有一个邻居听到了任何一声婴儿的哭啼，也证实了那个孩子不过刚来到这世上就死去了。
这一连串的，不容辩驳的客观证据总算让陪审团团员们的神色松动了一些，就连旁观席上偶尔会在伊莎贝拉阐述的过程中冒出的辱骂也减少了许多，许多人都谨慎地收敛了自己的态度，开始静观其变。毕竟，与伊莎贝拉请来的医生，以及被贝恩搬来的那堆积如同小山一般的医疗记录副本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