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官员数量确实多，即便是南渡后，丢失一半领土的情况下，也一直维持在四万人左右。 对比一下，唐朝极盛之时，官员数量也不过一万八九的样子。 据推测，唐时人口大约有八千万，宋代最多时有一亿多人，南渡后也大约还有七千多万，笼统一些计算的话，唐时四千人养一个官，宋代两千人养一个官。 因此无论从总量还是比例来说，大宋的官员确实太多了。 但真的多么？ 其实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都在提高，官员比例的增加是很正常的。 在后面明朝中期，有十万文武官员，摊下来是一千人养一个官，到了后世时，那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接近十比一了。 当然，这里说的官员并没有包括数量更加多的胥吏衙役在内，他们虽然不领朝廷俸禄，本质上还是靠百姓供养，不过即使算上他们，这比例也远远不如后世。 因此在赵孟启看来，官员数量多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官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光拿钱不办事，盘剥百姓倒是从不放松。 大宋为了解决冗官问题，从太祖开始，前后进行过十多次改革，主要做法基本都是省并衙门，裁撤官员，却都以失败告终。 也有人意识到真正的症结所在，比如王安石改革时，他就不再裁减官员，反倒增加官员俸禄，目的是‘高薪.养廉’，减少贪污受贿，提高官员办事效率，甚至建议对胥吏也施行俸禄制。 从某种角度来说，宋代朝廷其实是‘小政府’，倡导的是皇权不下乡，基层社会都是由乡绅代为管理，一个县里，真正有品级领俸禄的官员也就那么小猫三两只，行政要依靠数量更多的胥吏。 这种方式，看似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实际上乡绅和胥吏都在用各种方式索取利益，对百姓来说，行政成本并未减少，反而更大可能是增加。 王安石的本意就是把隐形成本制度化，统一纳入到国家管理中，而实际上，他这种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只可惜这种从上往下的改革存在太多漏洞和错误，也难以稳定持久。 论政治智慧和施政手段，赵孟启自认为是远远不如王安石的，此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在官制方面大动干戈，所以他打算换个方式试试。 从下往上，利用田庄改制，试验建立基层管理机构，成功后再慢慢向上层延展。 赵孟启侃侃而谈，表述着自己的观点，“豪强隐漏转嫁税赋，胥吏渔利百姓，其实都是管理缺失造成的，与其这样，不如官府把缺失填补，拿回被‘偷走’的税赋，将应有的职责都担负起来，建立基层组织，如此才能尽可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基层组织？”吴潜念叨着这个词，然后有些不解的看向赵孟启，“殿下所说，似乎有些类似于保甲制，只是不知区别在哪？” 保甲制其实是由军事制度演变而来，真正作为一种基层政治制度则源自王安石变法，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保甲制侧重于军事和治安，本质上也是一种乡村自治，在我的设想中，却是以生产为根本的综合性组织。” “也不是一股脑全面推行，而是与田庄制度相配合，这田庄将逐渐用雇工制替换租佃制，成立合作社，负责组织管理耕作生产。” “这个合作社并不算官府机构，以服务性质为主，但是可以赋予更多的职能，生产、生活、军事、治安、教育、医疗、金融、税务等等一应俱全，这些都需要相应的专业人员，即便不专业，起码也是要有文化基础。” “大宋读书人这么多，以往却只有一部分人能通过科举成为官员，而其他的大多并没有太满意的出路，甚至只能由朝廷白白养着。” “就拿这府学两千多人来说吧，都是为了科举日复一日的读书，有许多人都年过而立，依然没有放弃为做官而努力，可他们考不中，真的是因为学识不够么？我看不见得，毕竟朝廷录取的人数是有限的。” “何况一味只靠书本，未必能真的掌握知识，我认为实践才能出真知，知行合一才是读书人进步的正确方式。” 这些话对学官们冲击有些大，隐隐有些明白燕王的想法，却还需要更多思考来消化。 吴潜却眼中闪闪发亮，“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殿下此言，似乎颇有精妙，您的意思是，让学生在读书的同时，也操持实务？这其实大有道理，老臣当年及第后，也是经过了好多年履职实践，才能对政务得心应手。” 赵孟启继续说，“这是其中之一，我想说的是，出仕并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通过田庄合作社的试验，将来可以探索出更多适合读书人的岗位，工农商军教一样需要有文化的人。” “退一万步来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