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要等到刀子放到了脖颈上的时候，有些人才能想起一些事情来
天有三日，并行河上。
这个在六月份发生的事情，如今被重新提及，然后才有人恍然大悟一般。
当时关中也知道了这个天地异状，只不过一些人认为这个是虚言，又是宛如之前各种祥瑞一样，是人为杜撰出来的，另外一些人则是觉得是荆州的问题，是代表着荆州被三日所分，和关中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大体上也不是很在意。
然后到了骠骑在关中推行新的政策的时候，这些家伙猛然间才发现，所谓天有三日，并行河上，便是当下的大汉，有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宛如三个不同的太阳一般，并行于大汉山川之上
那么人可以和天地抗衡么？
再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下，关中这些士族子弟的分化，也就似乎很自然了起来。
就像是杜畿等人，就是代表。
至于山东的那一帮子么
那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至于江东，勉强也算一个罢。
究竟哪一个天地才是真的，亦或是才是对的，这些事情，其实在当下，也是有不少的人做出了考虑的，但毕竟身在局中，并没有办法像是后世键盘侠那样开上帝视角去以结果来反推考虑。
杜畿决定赞同骠骑的执政举措的原因，并不是说杜畿就能看到未来，而是因为他觉得骠骑打击大户的政策，是因为之前董卓西凉豪右的影响，而这些西凉豪右，甚至整个大汉的豪右大户，确实在一定程度触及了大汉政治的底线，因此骠骑进行抑制和打击，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最后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因此动摇基础
从历史上来说，山西士族稍微偏激进些，也更为开放一点，而山东士族更是保守，更强调规矩。这一点在唐代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整个唐代其实更像是关陇世家和山东世家的相爱相杀，关陇世家娶胡人作为妻子的不再少数，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反倒是山东那一帮子的人一直以此讥讽腹诽，最终双方杀得起劲，然后被外人捡了便宜。
士族这个东西，在汉代之时，还大体上算是没有进入完全的腐朽期。毕竟士族体系的成熟，也要到了三国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出台后，才渐渐的因为固步自封和自我腐朽，再经过魏晋时代的自我批判和自我逃避，最终成为一个腐烂得谁都看不下去的局面
在当下大汉，士族求财，但是也求名，甚至在某些时候，求名重于求财。
否则也不会经常能听闻说，在各地时不时会涌现一大批的所谓八骏、八厨之辈了，当然这些八骏、八厨或许也是散财笼络人心，或是自保，或是招募人手，谋求割据地方
称呼这些家伙是投机分子，亦或是野心之辈都可以，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家伙在押注的时候，不会动不动就说什么圣人所言，祖宗之法，更多的是行动。
简单来说，汉代的士族进取之心，比后面的封建王朝要更强一些，倾家荡产的押注的士族大户，也不是少数。比如糜氏押了刘备，又比如鲁肃举家投了江东。
然后山西关中的这些士族，又相比较山东那一帮子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所以杜畿，还有一些人觉得可以押注于骠骑身上，并且开始行动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随着韦端，杜畿，张时等人的加入，关中三辅整体的纷争就不再是针对着庞统等人，而是被这些表示站队了的士族子弟分担了，也引发得更多的士族子弟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亦或是怎么做才对。
而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关中三辅的豪右大户瑟瑟发抖
毕竟骠骑在关中的威名，加上四方囤积的重兵，还有原本豪右大户以为是自己盟友的关中士族的倒戈，使得这些平日里面嚣张跋扈的豪右大户，如今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就像是他们面对平民百姓以武力，以大义进行剥夺一般，如今则是轮到他们被剥夺！
于是乎，这些豪右大户，或是因为贪腐贿赂，或是因为枉法乡野，重则被抄家问斩，轻的被罚没赔款，无数钱粮、布帛、牲口，以及各种物资，再一次汇集到了长安府衙仓廪之中
然后这些物资又很快的从长安送往了骠骑所在之处，也就是蓝田。
面对这样海量的物资，若是出现一些纰漏，就不仅仅是一两个蠹吏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由庞统三人在长安三辅推动的事项，所以斐潜必须坐镇此处，做着流民的最后的规划和安置工作，方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一项大工程。
一环套着一环，
莫要以为谋略只能是用在战场之上，以杀了多少人为检验其成效的标准，谋略也应该是同样可以用在政务上，便是救了多少人为衡量
以关中三辅这些桀骜不驯，不明是非的豪右大户的身家性命，家族上下，换取荆州流民的更快的定居，更好的恢复生产生活，对于斐潜来说，从战略的角度来考量，无疑便是一件划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