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日语里乃仓库的意思。藏前也就是仓库前。
一座座藏宿在幕府的粮仓附近沿街排开。
每到发禄米的日子，隅田川岸边一片热火朝天。
武士们在领取禄米后，走个两步路便能抵达附近的藏宿，将米换成钱。
这些垄断了“大米交易”的特殊商人，乃最典型的、同时也是最为人所不齿的特权商人。
他们堪称江户时代的金融业者、“华尔街的大鳄”。
米是江户时代的硬通货。
在任何一个时代，垄断了硬通货交易的人……都会无比地可怕。
较之普通的平民，武士们的开支众多。
保养武士刀、购置礼装、聘请仆人、喝酒应酬……上述的每一样，都是一笔不小的消费。
因此，哪怕是年收入几十金的武士，也很难过上舒适的阔绰生活。
手握海量硬通货，腰缠万贯的札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巨大的商机。
于是乎，这帮“华尔街的大鳄”便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禄米作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堆金积玉的夸张财富。
特别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武士们的米换来的钱虽然还是这么些，但是开销却是越来越大了。向“札差”抵押禄米而借钱的武士越来越多，有些甚至连2年后的禄米都抵押掉了。
为了限制札差的财富膨胀，享保9年（1724），幕府规定只有指定的109人可以做札差，并且结成一个类似于行会的组织，严禁一年的利息高于15%。
然而，武士们终究还是离不开札差。
要想将米换成钱，还是得仰仗札差的人脉和财力。
札差的人数受到限制之后，反而地位更加高了。
虽然幕府限制了贷款的利息，但是多收钱的方法还是有的。
比如在借钱的时候要多收一份礼金。
或者在还款逾期的情况下，多收相当于一个月利息的罚金。
当时把经常出入演剧场、吉原等声色场所的一掷千金的富豪称为“通人”。
最有名的“十八大通”大多数是札差。
由此可见，江户的札差们都富裕豪奢到了何等程度。
你辛辛苦苦地奋斗一年，也就赚来十几两金、几十两金；人家在吉原、戏园子等声色犬马之地的一夜的消费就逾千金。
你舍不得骑的脚踏车，人家站起来拼命蹬。
在你面前冰魂雪魄、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女艺人，在人家面前小鸟依人、赔身下气。
在这帮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的特权商人面前，武士们毫无尊严可言。
一文钱愁死英雄汉——武士们的地位就这样在米和钱的不停交易中慢慢地低了下来。
“钱”与“权”乃难舍难分的双生子。
毫无疑问，这帮高高在上的特权商人们，从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至今，就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没了他们的“以米换钱”的人脉，以及层层盘剥的高利贷，全国上下超过半数的大名、武士，都将陷入举步维艰的窘迫境地。
于是乎，不论是幕府的高官，还是各个地方的藩国大名，都乐于结交特权商人，最起码也不能得罪对方。
万恶的官商勾结……就这么产生了。
特权商人贿赂官僚。
官僚给特权商人提供种种便利。
双方的朋比为奸，使特权商人俨然已成凌驾在武士阶级之上的新的权贵阶级。
就连官老爷都得卖特权商人几分薄面，遑论区区的平民百姓？
随着特权商人的日益骄横，接踵而来的，自然便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
实际上，特权商人们所犯的恶行，早就超脱了横行乡里、在街头调戏妇女这种低端的程度了。
江户时代的四海升平的安逸环境，使各大城町的商品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江户、大坂等地区业已萌发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受此影响，特权商人们不再是单纯的古典商人，他们拥有了部分资本家的特性。
只要能使资本增值，他们便不择手段。
每逢大旱、大涝、大疫的灾年，市场里都必定会出现特权商人们的身影——当然，并非善良、可靠的身影。
他们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置万千黎民的生命于不顾。
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牲畜的“力量”，比如法律、道德，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小小拘束。
西野所接触过的跟特权商人有关的案件，不知凡几。
这些案件的最终结局都无比地相似——受到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的介入，要么草草结案，要么干脆就无疾而终。
对于这种一手遮天的蛮横行径，西野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