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乱杀乱抢怕颇为不满，觉得他们杀了太多本乡本土的乡亲。 这个说法让黄得功稍稍有些意外，但也没觉得不妥。他对流贼的禀赋是了解的，又深入追问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后世《明史》上，把袁时中写成“流贼中比较开明仁慈”的形象，不杀百姓不抢劫，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只是因为袁时中最后想重新投靠朝廷，而因此被李自成杀了，士大夫才把他写成好人。 汉人士大夫在明亡之后，希望塑造“弃暗投明的农民军领袖都是好的，祸害汉人江山的农民军领袖才是最穷凶极恶”的光环，因此有滤镜加成，这不奇怪。 但是问题都要两面看，真实世界是复杂的，无论是李自成张献忠还是袁时中，他们都有嗜杀的一面，也有慎杀的一面。 只是古人这种慎杀，往往只是针对乡里乡亲，离故乡越远，这种顾忌就越少，也就越发不惮以残暴的手腕随意践踏人命。 明末的文盲，很少有家国情怀，只有父老乡亲。 哪怕是李自成，在米脂县城，除了杀仇人之外，就很少杀父老乡亲。 但出了米脂县，当他缺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屠掠。 出了延安府，就能屠两成。 出了陕西省，甚至能屠一半。 张献忠到了四川，那就更是可以不需要设置底线了。 每一个流贼酋守，在不同地区的残暴程度下限，是非常灵活的。 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地点的残暴程度，就给这个人简单定性。 袁时中李际遇在河南确实屠得比李自成少得多，劫掠也少得多，这是铁的事实。 但动机如何，后人就不知道了，可能他们本身就是河南人，这一点也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吧。 具体到袁时中，他就信誓旦旦保证说，他在濮阳老家起兵时，就只杀官府仇人，不祸害乡亲。但那年大灾不断，杀了官府后不缴税了还是不够吃，那就得抢。 要吃饭的嘛， 天大地大什么伦理道德法律底限都没有生存本能大。 马尔萨斯陷阱来的时候，本质就是这片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口了，非要死一半，没有谁对谁错，抽签隔一个枪毙一个的都有。 大草原上自然法则，狼羊数量有增长衰退曲线，这还能有道德对错？ 袁时中只好南渡济水到归德府境内杀、掠，这样好歹不是杀自己原本同一个府县的乡亲了。 以邻为壑嘛，杀起外地人来，手软程度顿时下降一个台阶。 至于后世说李自成“闯王来了不纳粮”……拜托，那是历史上崇祯十六年三月之后，他已经拿下开封府，有了根据地意识后，才开始这么干的。 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根据地意识（想有这种意识也站不稳，因为打不过官军），怎么可能有不残暴的。 自古流贼都比坐贼残暴，这是铁律。 坐贼需要根据地，对根据地，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能乱屠。没有根据地意识的，杀了都不是杀自己人，为什么不杀。 黄得功大致摸清了袁时中之所以在本地没那么残暴、又看不惯李自成残暴的本质所在、矛盾核心后，对重用这些河南本地人流贼酋守，也又多了几分信心。 而这些考量、对供词的转述，他当然也会让幕僚写进将来给沉抚台和刘国能的书信里，好让他们在接收人马时更多几分理解，降低磨合过程中擦枪走火的冲突风险。 想明白这番道理后，看起来河南本地那些凡是之前先投罗汝才、以至于被李自成当炮灰使、同时对李自成屠杀他们老乡心存不满的那一小撮流贼将领，就都有分化瓦解的可能性了。 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对于后续跟李自成的决战，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利用好的话，哪怕拉不到更多人，至少能让李自成对内部的猜忌怀疑更加加深。 更加不敢用河南人跟沉树人作战，惧怕局部的临阵倒戈。 …… 把相关情况彻底摸清后，黄得功试图在袁时中身上榨出来的最后一部分价值，就是闯军近期的军事部署情报了。 袁时中毕竟刚来，肯定知道友军不少机密。 黄得功问了一些周边要素后，就集中到一个关键点上：“袁游击，你说这袁宗第被闯贼派来归德府就粮，距离我军拿下陈县、进逼柘城，已经有两天了， 李自成应该已经把沉抚台抵达陈县，需要袁宗第集中兵力去陈县参加决战的消息送到了，袁宗第为何还在商丘城下围城不动呢？莫非他想背叛李自成？” 对这个问题，袁时中很想趁机表忠心详细回答，奈何他能力不济，也说不出太高深的大道理，只能是揣测地说： “这一点末将也不甚明了，不过末将在来归之前，曾经也接到闯贼信使送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其中说让我们在归德府的众将，都全力去助战攻打商丘。 有情报说两个月前从怀庆、卫辉等地出逃的潞王、嗣福王、嗣赵王，可能都在商丘城内。要袁宗第设法杀了上述诸王，再给沉树人一个陷藩之罪。” 黄得功闻言大惊：“什么？潞王福王赵王居然在商丘城内？我怎么不知道？朝廷都没听说的事儿，李自成怎么可能打探明白？” 袁时中也无法解释：“这一点，末将就不清楚了，末将只能说出闯贼传达的事情，黄将军不信，那个闯贼信使还被末将绑了，一并送来了，黄将军可以亲自严刑拷问。” 黄得功心念电转，已经闪过了好几个动机：不管福王潞王是否在商丘城内，自己原本就做好了打算，要拖住袁宗第。所以不管诸王在不在，都不影响自己的决策。 如果在的话，那么解围商丘的功劳就更大了，还能让沉树人也免于获罪，一举多得。因此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