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祯追击张献忠残部、左子雄亲率主力最终攻破衡州城、抓获尹先民何一德，这些事儿看似没什么好赘述的，但实际上也花了不少时间。 从七月中旬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才算是初步搞定。 至于把在湘南追击战中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收拢归档、进一步对衡州等地进行安民抚慰、剿灭逃散的散兵游勇……这些工作，整个七月末都做不完，或许会拖到八月份。 好在沉树人已经提前对自己能得到多少金银珠宝，心中大致有个数了，所以损益评估方面的工作，他倒是可以趁着攻破衡州后这几天，立刻就开始核算起来。 沉树人看似拿到了价值一千二百万两的财物，可是其中至少有两三百万两，是比较难变现的，都是以艺术品、古董、字画这种形态存在，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销脏。否则一下子投入市面太多，肯定会价格崩盘贬值，可能连一半的估值都变现不了。 这也很符合常理，那些藩王也好，巨富也好，被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金银财宝？大部分贵族享乐趣味到了一定程度，肯定是要投资艺术品字画的。 藩王的家产中，有两成的艺术品，比例并不算高。 而他们被灭门之后，张献忠也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值钱，所以没直接毁了烧了，好歹选择了抢走。只可惜流贼没文化，不会评估，最后意识到有需要突围的风险时，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优先带在身边，只带了金银珠宝，这才留给了沉树人。 所以，沉树人能直接马上用的硬通货，也就九百多万两了。 这笔钱的构成，大约是两成的黄金、三成的白银、两成的绸缎等纺织品和其他硬通的民用物资，两成的铜钱，外加几十万石粮食。 而铜钱的折算，当然是按照明末的实际官价，大约750~770枚铜钱折抵一两银子。这次缴获的两百多万贯铜钱，实际上才十五六亿枚而已。 明末因为白银的输入，连铜钱都开始出现相对的紧俏短缺了，所以从万历初期开始，早就维持不住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汇兑牌价了，万历朝后期已经跌破到八百多枚铜钱换一两银，天启崇祯进一步跌到七百多换一两。 而相比于沉树人的收益，这几个月的血战，开支同样巨大。 沉树人麾下直接动用的部队就达到了五六万人，这些人打仗期间的军饷、赏赐，肯定会比和平训练时高好几倍。 平时一个士兵每月二两的开支，如今五两都打不住。出现斩获赏赐或者是受伤战死抚恤，那就一下子十两到几十两出去了。 火器兵因为弹药的巨量消耗，更是每月能耗银二十两以上，毕竟一场战斗下来，几斤重的铅弹、火药打出去，就能值不少钱了。 细算下来，两个多月的血战，五万人累计花费军饷、赏赐八十多万两。战死四千余人，负伤者累计一万多，抚恤一共达到了九十多万，还有二十几万两的医疗开支、二十多万的营养费。 不考虑武器装备和战马的损毁，直接军事开支总额就达到了二百一十万两。 而沉树人一共有八万多部队（算上黄得功和刘国能），留守后方的三万人，这段时间任务也会加重，还要经常巡防，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一点，只是没有一线部队那么明显。两三个月的军饷军粮后勤一切开支，也有三十万两。 跟前面作战部队的二百一十万相加，沉树人整个崇祯十五年秋季的军费开支，达到了二百四十万。 缴获的九百多万，一下子就被用掉了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才能算是毛利。 而这部分毛利，也不可能是沉树人独吞，他既要拿出一部分来扩军、继续搞经济、恢复生产、攀科技升级军备…… 也要拿出一小部分，打点各方关系，平息朝廷的看法，让他在崇祯死前最后一年半的官场之路走得更顺畅，不但不被人喷割据，还要追求更多的“进步”机会，把自己“大明忠良”的正义招牌，一直坚持打到崇祯死为之。 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巨量的银子开道的。 …… 沉树人原本打算在衡州处理平定地方，一直到八月初。 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外面的世界显然不会放任他一直和张献忠1v1的。 早在七月二十八这天，几条意外的消息，就逼得沉树人不得不移动办公，先把一部分部队北撤回去休整，并且处理一些其他方向上的意外情况。 第一个意外情况，就是刘文秀的部队，在从常德府西撤、试图跟孙可望合流、再找义父张献忠会合的过程中。因为在施州卫南部、永顺宣慰司大部分地区，跟当地苗人土人土司爆发了新的冲突。 导致一部分刘文秀部的士兵被打散，重新进入常德境内肆虐。同时有几个被刘文秀孙可望打崩的苗人部族土司，也因为避敌流窜，进入了常德境内。 沉树人考虑到常德府虽然已经被屠戮祸害得不成样子了，但迟迟不彻底收复、平定，也有损朝廷的体面。 既然南边衡州、永州、宝庆都安定了，也是时候回师把常德彻底肃清一下。 于是沉树人就带了一万五千人的部队，第一批从衡州班师北上，在八月初五回到长沙，初九抵达常德，然后花了几天把刘文秀被打散的散兵游勇激战，又灭了几个流窜的苗人土司，大约中秋节之前，把常德的秩序恢复了。 光复常德之后，沉树人才第一次切实了解了常德的情况有多惨。 这儿今年秋收都未必能收上太多粮食，因为整个六七两个月，当地人都没法生产，光顾着逃亡了。虽然夏粮收割之后，秋粮倒是播种了下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