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移民进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会将许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带入； 其二是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 这个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纹簋、多齿冠凤鸟纹卣、直棱夔龙纹器座范等。 但是用这批陶范制作的铜器，在安阳却从未发现，反而在关中地区广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过去此类陶范制作的铜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发掘者则根据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 这意味着这批铜器的铸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战。 导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此外，此类带有单个族徽和日铭的铜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 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铜器，曾在短时间内遍及周王朝的版图。 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而是这批铜器为周人所掠的另一条证据。 所以，陈文哲看到的这批铜器当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来自安阳的可能性最大。 具体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灭商不久。 在确定了墓地的年代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一，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为西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这对重新探讨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这片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现，为解决安阳殷墟商代铜器作坊的年代下限问题，及商、周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其三，通过梳理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发现，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周文化分布区，在西周初年出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 其分布范围比安阳时期还大，这证明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铜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这一现象是周人通过分封对商人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体更替之表现。 这样一来，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与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