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的犹太人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批是十九世纪中期到上海来做生意的，主要是英国籍巴格达犹太人，比如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这些人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自己的房产，总人数不到一千。
第二批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出逃的白俄，他们中有钱的都住在法租界，没钱的住在虹口，总人数约七千。
第三批是1933年德国反犹运动后从德国和奥地利出逃的犹太人，1938年时达到高峰，由于当时德国人没收了这些犹太人的财产，所以这些犹太人到达上海后只能住在房租更低的虹口，以奥地利人为主，主要集中在提提篮桥监狱附近，总人数约两万。
箭头所指白色区域为1942年日本人设置的犹太隔都
1940年虹口区东有恒路菜场（今东余杭路菜场）
华德路难民中心
日本人对犹太人的情感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发动战争的资金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犹太资本。
比如1904年的日俄战争，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最终使日本赢得战争。
同时日本人也想借助犹太财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主导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
1932年，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开始筹备【河豚计划】，他到中国东北与关东军高层商谈，内容核心就是利用在东北的犹太人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做服务。
1934年，鲇川义介在日本外交刊物上发表《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
1936年，伪满设立远东犹太人理事会，正式向外界表明日本对犹太人提供庇护。
1938年，【河豚计划】全部细节准备完毕，按照鲇川义介构想，到达哈尔滨的犹太人将会达到60万。
随着世界局势变化，日本人的【河豚计划】很快破产。
1939年，苏德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切断了犹太人经西伯利亚到伪满的陆路。
加上德国剥夺犹太人资产，逃出来的犹太人都成了身无分文的难民，日本不但从他们身上得不到钱反而还需要贴钱来照料他们。
不过对于德国向日本提出的清除犹太人的要求，日本始终是阳奉阴违。
第一日本不会因为清除犹太人而去得罪金主。
第二日本人在纳粹提出的人种优劣论里也属于劣等民族，只不过后期纳粹为了盟友脸面把日本人从“低劣的黄种人”里刨了出去。
再加上1941年德国人佐尔格在日本被捕最终被确认是苏共间谍，日本人对德国人的信任度直接降到冰点，所谓的轴心国联盟不过是为了各自利益临时拼凑，当时在上海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表示自己受到了比英美人更严密的监视和迫害。
...
1940年10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八点二十，上海市警察局。
特高处的门开着，周春生在路过时刻意探头朝里敲了敲门，风间哲也正坐在办公桌前用笔在记录什么。
“风间处长，早啊！”
这个风间哲也可比北原野史难缠的多，北原野史还经常迟到早退，这个风间哲也自上任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工作时间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就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贴在周春生身上，周春生走到哪他跟到哪。
风间哲也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一本正经道：
“八点二十，周副局长今天迟到二十分钟！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话的同时右手的笔仍在继续记录。
周春生嚷道：
“唉唉唉，不是吧，这个你也要汇报！我再怎么说也是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再说了，你是特高课派来协助我们局工作的，怎么变查岗了！”
“作为领导更应该以身作则，不然怎么让下面人服你，让你保持一个守时的工作态度也是我的任务之一。”
“堵车，合理吧。”
“可以，几点几分，堵在哪里，什么原因。”
周春生白了他一眼：
“七点四十，河南路桥，日军岗哨临时戒严。”
“好的，我会去核实，周副局长可以开始工作了。”
周春生转身走向自己办公室，嘴里嘀咕道：
“当初怎么没划死你，再低个十几厘米就一了百了了！”
刚准备打开自己办公室门，女助理叫住了他：
“周副局长，八点的时候刑侦部张部长托手下回来报信，说杨树浦水厂进水口拦污栅外发现一具死尸。”
周春生不以为意：
“死尸就死尸，黄浦江上哪天没捞到死尸才是稀奇事，这也要汇报。”
“是个外国人，男性，大约30岁。”
“外国人？通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了吗？多半是从他们那漂过来的。”
“他身上的通行证上登记的住址是舟山路28号。”
“通行证？舟山路？犹太人？”
由于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过多，日本人担心他们与虹口的日侨发生冲突，宣布于1939年8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