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四年（197年）三月中旬，赵云率领的华朝第一路军抵达南郡与南阳郡交界处的襄阳城下。
襄阳，荆州治所，坐落于南阳盆地南部与江汉平原北部的交界处，地处汉水（汉江）中游，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前文叙述有误，作者刚查询资料看到，此时荆州治所应该是襄阳，在此更正）
刘表于191年将荆州治所由武陵郡汉寿县迁至襄阳，不仅是对襄阳地理位置、军事防御作用的深刻认识，更是出于巩固荆州、发展经济的长远考虑。
最近些年，襄阳城在刘表的治理下，逐渐繁荣，成为汉末乱世中的一片乐土。百姓安居乐业，经济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之前黄巾起义到十八路诸侯讨董等等，许多饱受中原战乱之苦的百姓都迁居至荆州，不少人就落脚在襄阳。
因此，襄阳城对于刘表而言，不仅是军事上的重镇，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维护荆州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这个太平四年的春天，襄阳城就不再像往常那样繁荣、热闹了，而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因为来自华朝内阁大臣兼兵部部长赵云率领的十万大军，已经抵达了襄阳城下，在北城护城河外安营扎寨，即将对襄阳发起进攻。
且不谈华朝的其他三路大军，光是赵云率领的这十万纪律严明、军容鼎盛的华军，就让襄阳城内的刘表和众多文臣武将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襄阳城，州牧府内，刘表与蒯良、蒯越、蔡瑁、文聘、韩嵩、刘先等文臣武将愁眉苦脸地商讨着对策。
华朝的大军压境，让人倍感煎熬。
刘表，这位曾经匹马入荆州、稳定荆州局势的皇室宗亲，面对华朝的大军压境，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深知，自己虽坐拥荆襄九郡，但多年来的守成之策已让军队战斗力有所下滑，加之本地世家大族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得他在应对外敌时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华朝的大军压境，他想战，想证明刘氏皇族不是怂货。但奈何，他年老体衰，不可能自己提刀去跟赵云对砍，也砍不赢，只能依靠众多文臣武将，也需要听大家的意见。
蒯越直言不讳地道：“华朝兵强马壮，四路大军围攻荆州，我们应顾不暇。襄阳城外的赵云更是智勇双全，我军若硬碰硬，恐难有胜算。为今之计，或许应遣使求和，方为上策，可保主公安全无虞。”
听到蒯越开口就是求和，主座上的刘表顿时脸色就黑了，却又不敢发作。蒯良敢这么说话，自然是因为他身后还有其他支持者，不光是他一个人想求和。
这时，以智谋著、称曾经帮刘表谋定荆州的大功臣，蒯越的兄长蒯良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和谈不可取，华朝对世家大族动辄公审、判刑、没收田地家产，归附华朝也没什么用。反而襄阳地势险要，号称华夏第一城，我军应充分利用此优势，坚守拒敌，或许能挫其锐气，甚至反败为胜。”
蔡瑁，作为荆州水军都督，同时也是蔡氏家族的代表，他心中盘算的是如何在乱局中巩固家族地位。
但同时，他又是刘表的妻舅，不好明着蛊惑刘表投降。因此，他表面上赞同蒯良的主战建议，声称要加紧训练水军，准备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为刘表御敌。
实际上，蔡瑁深知，无论是战是和，只要他手中握有强大的水军，便是最大的谈判筹码。
而文聘，这位以忠诚勇猛著称的大将，虽然已经在南阳惨败了一阵，但此时面对赵云的大军压境，仍然没有丝毫退缩。
他主动请缨，愿率精兵出城斗将，先杀华军一两个大将、挫一挫敌军锐气。不过，刘表没有答应。
刘表深知，无论赵云还是关羽、孙策、高顺、高览，均是天下闻名的顶级武将，即使一打一，文聘也很有危险，更别说人家五名顶尖大将车轮战了。
文聘是他手下第一大将，又坚决支持他，万万不能有失。一旦文聘失手被杀，荆州军必然士气大跌，襄阳城破只在旦夕之间。而且，没有了文聘的鼎力支持，他就有可能被蒯越、蔡瑁等人架空，甚至绑住着拿去向华军邀功。
蒯良此时虽然说是主战，但真的等襄阳守不住的时候，他肯定还是要跟自己兄弟蒯越站在一起，为保全蒯家性命基业而出卖他的。
韩嵩、刘先等其他在襄的文臣武将纷纷建言，有主和的，也有主战的，让刘表倍感压力。他深知，自己此时做出的决断，将影响到荆州数百万百姓的未来，乃至自己的身家性命。
最终，刘表在深思熟虑后，还是为汉室江山而战、与华朝“反贼”势不两立的思想占了上风，下令加强城防，准备应对华军可能的攻城战。
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内部世家大族的监控，以防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自己。
对赵云来说，襄阳有汉水大河穿城而过，依托汉水修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一般情况下难以渡过去。
襄阳的护城河宽和深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蔡瑁率领的荆州水师都能在护城河里通行的程度，华军的渡濠车对这种宽度的护城河是没有作用的，够不了那么远。
因此，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