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上学，听老师讲，国外的父母在孩子满18岁时就赶出家门，不管了。 那时，我心想，国外的父母都这么狠心吗？自己的孩子就不管了？ 其实现在回想，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从高中毕业开始，我18岁刚过，父母就没再管过我，我也没有再花父母一分钱，反过来还要挣钱给父母。他们什么都没有教过我，出门在外该注意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什么事改如何处理......我就踏上了自己的人生颠沛之路。 如今我也是为人母，大女都22岁还在读书，还是个妥妥的消费者，想想我对孩子的各种嘱托，想想我18岁时的样子，觉得我懂事的太早了，有点可怜那个曾经的自己。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我妈给了我10元钱，就让李四叔带着我去郑州找我达。我记的非常清非常清，我几乎什么都没带，一个80年代的黑色手提袋，里边装了10元钱，几件内衣，和一套换洗的衣服。身穿个蓝色的短袖上衣，腿上一条黑裤子。就这样出门了。 走路2里多地，我和李四叔到了等车的汽路边，过路的车停了，我和他一起先后上去。依稀记得那时去郑州的路费是3.5元，我看卖票员过来，就拿10元钱给四叔。买完票后，四叔小声问我：‘大妮儿，你出门嫩妈给你多少钱’？ 我回答到“10元”。 四叔轻轻的塞给我10元，说：‘这个票钱我给你出了，你女孩子出门在外，不强买个啥里，我也没出声，就默认了’。 当天晚上到郑州已是很晚，四叔在路边买了一瓶汽水给我喝，好像那是我第一次喝那种绿色玻璃瓶的汽水。四叔住的地方跟我达住的红砖路口还有很远，加上我有点晕车，什么也吃不下，四叔说今晚就住他那边。 四叔和四婶他们租一间房子，床边有帷幔，我呢就躺在沙发上对胡一个晚上。 第二天吃罢早餐，四叔带着我坐公交就去找我达了。我达和我娘那时住在单位办公楼的顶楼，单位领导对我达他们还是挺好的，这样节约了房租，象征性的收取一些水电费。 那时我的堂弟7岁，小堂妹5岁，一家四口住在顶楼一个大房间，我去了后，我达用帷幔给我围起来一个空间。可我总感觉不踏实，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指哪是哪。 天亮了，婶婶我娘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俭学街大铺那一代，当时那里是比较郊区的地方，记得俭学街路两边是卖菜和卖衣服的。说来也怪，在农村老家方向感很好的我，怎么换个地方，分不清东南西北，一脸懵逼。 俭学街那里是城中村，婶婶我娘的理发店就开在那里。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婶婶店里帮忙，来人理发了，婶婶先操作着让我看着学，后面来人理发我就先给客人洗头发，染发抹染膏这些事情肯定是我来做。晚上我达骑个自行车来接我婶婶娘，顺便带了我的行李手提袋过来，我就住在理发店里了。 理发店附近没多远，好像有个日报社，好像是南都日报社，里面有几个老乡在那工作几年了，来人理发婶婶就问人家工作情况，有天一个组长带着我去见工，我就留下来。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先去一个大房子里学折页。看着他们老员工手拿一个木制折页尺子，飞速的在把每一份报纸折在一起。 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格格不入，那个环境很压抑，那个油墨味儿，让我难受，尽管有饭堂管吃，我做了2天，不要工资也不做了。 于是我婶婶娘又开始物色去理发的人，问，只要是老乡都问。一个老乡在郑州肉联厂上班，是管保安的头儿头儿。带着我去他们车间看了看，就是不停的往纸箱里手工装火腿肠。 于此同时，这个老乡接了个手机，赶快带着我去肉联厂后门，爬上车，把内应多装的火腿肠卸下了几箱...... 然后，我肯定不想去肉联厂上班，尽管我很想吃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