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朝起，政府就开始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钱”。汉太祖时的娄敬提出了个建议，天下富户豪强，财产达到一定数额，就要被皇家强行迁徙至关中，居住在皇帝在位期间为自己修建的陵墓附近。
这就是有名的“陵邑制度”，目的在于定期削弱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大宋朝并没有特定的财产税，而是分散在了土地、房屋交易、商税等多种名目下。
王伦做过一个统计，根据青州的物价，本地一个五口之家，以最低生活标准来计，衣食住行用医等全部考虑在内，一年消费大致在23到25贯左右。
而同样的五口之家，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零工、纺织，在丰年时的理论收入，大致在45到48贯之间。
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说一家五口，每年就可以存下20贯的储蓄，全年消费要更高，实际收入会更低，一年的实际储蓄，能有5贯左右就相当不错了。
王伦很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宋朝的城乡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化。单以木柴价格论，一个樵夫每日辛苦不辍，所得不过一百余文。
大宋朝官府习惯出钱买役，从京东路运军粮到关中，日给钱200文，百姓都避之不及，而这个200文，在北方已经算是高日薪了，京东两路普遍的百姓务工日薪，平均在160文左右。
所以叶春当初上梁山时，说他在江南日薪400文，月给粮二石，算是妥妥的高薪了，因为雇主还要包食宿。
那么城市中的物价如何呢？大宋朝一个婢女，售价50万钱，也就是500贯。大宋朝的制度，婢女不算物品，只有雇佣关系，而且一次雇佣是以10年计的，也就是说，一个婢女一年收入就是50贯。
士大夫官员、富商阶层，家里一个普通婢女的年收入，就超过了乡野民间一个五口之家的年理论收入，这个差距是极其夸张的。
故而一个多月前，王伦就与许贯忠等人商议过了，征东将军府版本的财产税也很快在《民报》上全文刊登并正式下达至各州县。
征东将军府没有专业的财产评估人才，实际上百姓的家产也不好评估，所以王伦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定下的征收标准，是家中有土地超过二百亩、宅院面积超过一定量、有过官府认定的超过三百贯交易的行为。
简单来说，王伦决定苦一苦大宋朝的中高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数并不多，但大宋朝的财富高度集中，实际可以征收到的税，梁山每年就可以多造十五艘左右的火炮船。
至于大宋朝本就有的官员财产统计、遗产继承税，这些在征东将军府仍旧得到了推行。
财产税一出，众多普通百姓们听了户曹雇佣的说书先生们讲过后，都浑不在意，反正这税收不到自己头上的。
青州一众富户纷纷开始抱怨了起来，有几人就寻到了赵明诚家里诉苦，期望能够通过这二位，把所谓的“民意”传到王伦那里。
赵明诚开始还劝慰，但家中先后来了三五波人，都在抱怨，赵明诚也怒了，须知这位向来是个好脾气，在家中颇有几分巴蜀“耙耳朵”丈夫的风采，便忍不住说道：
“自王叙彝入主后，各项杂税名目，取消、减免、合并者，就有七十余项。不过是多了个家财税，诸位便如此抱怨，若是京西王庆到来时，诸位又有何话要说？”
他这话一出，全场沉默了。因为王伦入主后，的确是废除了五十余项杂税，其余减免、合并的名头，也有二十多项，在座众人，也确实享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好处。
只是人性向来是不知足的，王伦免税的同时，大搞均田，又扶持海贸，可以说均田以及征东将军府的各项措施，的确使得许多富户的资产减少，但也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地进行了许多弥补。
眼下王庆正在江陵府死守，为了与童贯大军对抗，王庆便向占领的诸州县收取了一笔“生桩钱”，以人头征收，若有百姓不肯交，就将人绑捆在木桩上，日晒雨淋，百姓昼夜号哭，故而得名。
这世间最怕的就是对比，王伦的手段固然激进，但是与王庆一比较，那可真是天上地下了。更何况王伦比大宋朝廷在时更加重视海贸，在民间鼓励各种农业加工业和手工业，规范了各种海贸行为，派水师护航，这一点就值得许多商人们归心了。
被赵明诚指着鼻子呵斥了一番，青州这里顿时消停了。于是征东将军府第一个“巧立名目的杂税”，就此得以推行。
王伦在青州，又见到了从江南返回的冯喜。看到冯喜介绍石宝，王伦也是惊讶不已，他以为方腊其余部将，多已经战死了，不想这位还顽强地活了下来。
看到石宝断了右臂，神色自若，王伦便说：“方圣公部下的雷炯兄弟，现已调任郓州，负责训练弓手。石将军，若不嫌弃时，暂时歇息，过几日随我前去齐州，如何？”
石宝垂首说道：“在征东将军面前，不敢称将军。某本是个残废之人，将军肯用我，必尽心竭力，以效犬马！”
似方腊的这些残部，甚至比梁山有些头领更加痛恨朝廷，王伦用他训练新兵，石宝自然情愿的很。
安慰了几句，请石宝下去休息，王伦就看向了陈旉。若非冯喜提起，他是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