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的赋税，同历朝历代一样，都分为两大类，即对商业行为征收货币税，对田亩征收实物税。
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以及王安石之后章惇、蔡京等宰相推行的新法，都是在将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只是这种变革并不彻底。
故而大宋朝的实物税，就分为了四大类，每一类
谷之品有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也就是糜子，六曰菽，也就是豆类，七曰杂子，即其余各种杂粮。
帛之品有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是一种粗绸，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
其中榇不是指棺材或者梧桐木，而是指木槿纤维编织的一种麻布织物，主要用来编织麻袋。
金铁之品有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镴就是锡和铅的合金，四曰铜、铁钱。
物产之品有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
王伦专门收集过大量的相关情报，发现大宋朝的赋税实物，主要集中在淮南两路以及长江以南诸路，包括蜀地的四路。
荆湖北路的许多实物税，并不比京东两路上缴得太多，但是却十分齐全，不似京东两路，有些岁赋实物，只是象征性地缴纳几十到数百的数量。
所以在马灵传回消息，说王庆攻占了江陵府，并且将荆湖北路转运使等朝廷高官都给杀了之后，他就立刻在京东两路发起了扩张。
因为荆湖北路虽然缴纳的实物税相对不多，但荆湖南路足够多，而且荆湖南路的朝廷赋税必须要通过北路转运到东京城。
这就意味着，王庆的主动出击，实际上就切断了荆湖两路以及蜀地的赋税外运，朝廷显然是不可能放任不管的。
这个机会王伦显然不可能错过，而且他的目标就定在了淮南两路，尤其是淮南东路，这样梁山就可以借助海运的优势，进行兵力、人员、物资的各种快速调度。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无非体现在两方面，税赋和徭役。前者需要百姓出钱出物，后者需要百姓出力。
大宋朝由于厢军众多，在实际上取代了以往朝代向民间征派徭役的行为，故而大宋朝就出现了“赋重役轻”的现象，总体而言，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榨程度既没有减轻，也没有变重。
但赵官家大兴花石纲，而且一搞就是十多年，两浙、江南两路、淮南两路的百姓，就多了一层力役，甚至京东两路南面的淮阳军、徐州百姓，也被大量征发为役，却逼得更多百姓向南逃亡。
于是这几个路的百姓，就要承受“赋重役重”的压迫，民怨极大，这也是为什么王伦下令对外扩张，许贯忠、萧嘉穗派兵出击，一路如此顺利的缘故。
王伦早就与诸军师、众头领们商议过，梁山所在的位置确实尴尬，虽然暂时在京东两路站稳了脚跟，但对外扩张地盘的方向几乎不用考虑。
向西，是东京城所在的京畿路，就要面临号称二十万的禁军，难度太大；向北，就是河北两路，大宋朝在边地州县驻扎了大量的禁军防备辽国；向南，淮南两路是运河、水路向京师之地转运赋税的要地。
王伦最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大宋朝“与士大夫治天下”，优待读书人，导致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比赵宋皇室更为渴望大宋朝的存续，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高高在上，享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特权了。
大宋朝取士太多，民间多有读书人心向朝廷，这些人把持了民间舆论，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若不彻底打破赵宋的天命神话，是无法彻底惊醒民众的。
而历史上南宋之所以能够延续，不过是宋金两国交战，民族矛盾在特定时期内取代了阶级矛盾，却让南宋又苟延残喘了百余年。
所以王伦还是决定向南进攻，等待大宋朝北夺燕云十六州失利，让天下人看一看赵官家和他倚仗的官员们是如何的一副真实丑陋嘴脸。
故而在得知韩世忠已经领兵围攻临沂县时，王伦给许贯忠传信，一旦沂州被攻占，便继续南下，占据淮南东路的海州。
先前欧鹏回报，说张横领船队在海州外海拦截梁山船队，王伦心中就有了几分怒气，现在战事进展得顺利，干脆将宋江势力驱赶了，至于宋江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不在他眼前晃荡就行。
临沂县城下，韩世忠正指挥着军队攻城。高可立接替公孙胜出任步兵第十一营，自梁山从水泊冲杀出来后，第十一营经历战事不多，故而官兵都是士气十足。
第十六营解珍、解宝所部，则是王伦挑选登、莱二州的猎户、山民青壮，组建的第二支山地作战营，虽是初次上战场，却也丝毫不惧。
王伦对梁山军队的建设，但凡新营组建，往往都是从旧营挑选一批精干的士卒作为骨架，这样旧营战斗力不会减弱，新营也能够很快形成战斗力。
高可立曾在江南东路的广德军充任弓手指挥使，此刻就带领本营弓弩手，与城头对射进行压制。
李忠、解珍则带着步兵，扛着云梯，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