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对大宋朝的税收制度越是研究，就越是发现，大宋朝的统治阶级们当真是一群聪明人，只是他们把聪明用在了别的地方。
在大宋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国家财政税收，都是以农业税为主的，到了大宋朝，农业的夏秋两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不到60%。
商业税本来是很不好厘定的，大宋朝就出了相关的制度，本朝的商业税，主要分三类：住税、过税和杂税。
所谓“住税”，就是商品交易税，税率按商品价格百文抽取三文计，即为3%。假设百姓没钱交税，大宋朝的官吏们也很体贴，不给钱没问题，收实物也是一样的，但收取实物的话，税率大概就到10%左右了。
生产者直接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那么只需要缴纳一次住税即可，但若是在交易行为中，商人作为中介，商品经由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每出现一次让渡，就要缴纳一次住税，也就是说，住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视转手次数来确定。
“过税”，就是商品流通税，税率为2%。
当今赵官家上台后，经过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现如今的大宋朝，有25个路，4个京府，28个府，248个州，63个监，共有1220个县。
路、州、县三级皆设税关、税务场，通常设在市镇、关津渡口以及交通要道，于是大宋朝官方统计下的税务场就有2200个，平均一个县将近2个税关。
同时由于部分乡村有定时或者不定时的集市贸易，相对较为分散，且集市贸易额度不大，不方便管理，大宋朝聪明的官员们就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千贯以下的小集市，商税实行承包制。
假设某几个村子有不定时的集市，由于交易地点大多固定，大宋朝就将这些集市的商税征收向民间买扑，由商人出钱承包，先自掏腰包缴税，然后再向商贩们征收。
但是有人力、财力买扑集市商税的，多为地方豪强之家，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本地百姓、居民，哪怕在集市交易日不曾进行任何贸易行为，也必须要缴纳一笔“摇纳”钱。
至于杂税，那名目就更是繁多了。
王伦也算是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宋朝是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朝代了，这他娘的跟通货膨胀有什么区别？
所以王伦占据京东两路州县后，他一路自西领大军推进，就将诸州县的税关全部收归征东将军府的户曹，取得了对占领地的农业、商业的征税权。
征税权在手，这就是王伦以及梁山最大的依仗，王伦已经将扈成抽调至登州，由他出任市舶司主事，负责与本地商人的集体谈判。
怎么谈，王伦全权交给扈成，他的目的也很明确：给登州的大商人大地主阶层们让渡一些税务和海贸上的好处，换取他在登州的土地清量和均分。
为此步兵第六营鲍旭部入驻市舶司，骑兵第十营花荣部也驻扎在附近，王伦的态度也已经很明确：大地主大商人们肯合作，肯谈判，那么一切好说，如若不然，那就休怪梁山动用武力了。
谈判之初，进行得并不顺利。登州的大地主大富商们只觉得梁山所谓的“征东将军府”不过是草寇们的昙花一现，坚持不了太久的，怎么也不肯松口。
既然给脸不要脸，王伦也不再客气，就令各营轮流出动，前往四县之地强行入室搜查。
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不少大地主大富豪的子弟就兼任保正、大保长，且有大宋朝官方许可编练民兵保甲兵的权力，他们的家中自然就少不了各种武器甚至铠甲。
私藏武器，就是要对征东将军府不利，于是王伦大笔一挥，抄家三十余家，百余颗脑袋落地，数百人被发配为徭役，前往青州修路。
这些被抄家的家族，其子弟多有不法事，王伦就以登州知州的名义，行文四方，公布他们违法乱纪的行为，直接将他们的名声都搞臭了。
这一番作为，终于让登州本地的豪强们冷静了下来，知道现如今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开始老老实实地配合了起来。
于是王伦顺势就在登州统计户口人数、清丈土地，开始了均田。
在大宋朝之前，自秦朝以来，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即朝廷拥有着对土地的所有权，通过制度分配，将土地使用权分配给百姓。
但大宋朝却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即土地名义上并不属于国家，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掌握在百姓手中。
当今赵官家继位后，崇宁年间统计天下人口，登州有户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三，口一十七万三千四百八十四。其中主户五万余，客户三万余。
客户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百姓，要租种大地主大富豪之家的土地，收成的一部分当作税，交给地主，而不是上交给国家。
故而王伦收到统计数据时，发现登州不到8%的地主，占据了60%的土地，而至少40%的百姓，是没有任何土地的。
这个数据大大震撼到了王伦，尤其是他亲眼看到蓬莱县一户被抄家的大地主家里的土地时，王伦望着无边无际的良田，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大宋朝的百姓是真能忍啊！
于是一道道命令，就从暂驻在蓬莱县的征东将军府中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