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附，孰与袁氏？”
“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
摘自《后汉书之袁绍传》
从历史的发展中，不难看出此言属实。
当然了，准确来说，“世布恩德”并非袁绍的个人特质，而指汝南袁氏“累世公卿、势倾天下”的家族共性。
此不为袁绍独有，袁术、袁遗、袁叙等袁绍的叔伯兄弟亦具备。
换言之，袁绍的个人优势，主要是“宽仁得众”与“逆境奋起”。
虽然袁绍的失败者身份，导致其未能得到公正评价，但客观来看，袁绍身怀3绝，却是不可否认之事实。
其中“宽仁得众”，并非指袁绍爱民如子，而是指其人善于得到士族豪族之拥戴。
袁绍治下之黎庶，可用“民不聊生”来形容，所以赵震才会说宽待士族豪族、苛待黎庶的袁绍倒行逆施。
无论如何，袁绍如此做，虽然使黎庶朝不保夕，但确实赢得了河北大族的拥戴。
袁绍“逆境奋起”的例子也有很多。
韩馥最初并未让位，两家已经开战。袁军半途断粮，被韩馥长史耿武讥笑为“婴儿在股掌之间，立可饿毙”。
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摘自《魏书之袁绍传》
然而，笑到最后的是袁绍。
袁绍在与公孙瓒决战磐河之时，公孙瓒以重骑兵为主力，“提燕、代之卒，锐不可当”。
而袁绍则是清1色的步兵，两者强弱立判。
（公孙）瓒步兵2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5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
摘自王粲《英雄记》
袁绍最艰难时，与8百大戟士在后方压阵，却被公孙瓒的骑兵部队包围，被迫躲在土墙之下，战场出现了局部劣势。
此时敌众我寡，左右皆惧。千钧1发时，袁绍掷盔于地，高呼“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激励士气，示以必死，遂反败为胜。
袁绍最大的缺点在于，其人在顺境中时，极易滋生出轻敌思想，并因此而做出1些失智之举。
比如官渡之战开始之时，袁绍不听田丰之言奇袭许都；
再比如苟哥赵旻主动示弱之后，袁绍不思主动结好天子刘协，反而1再质疑刘协的血统…
但无论如何，袁绍在世时，赵旻投鼠忌器，不敢大举进攻河北。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陶谦死后（194），陈登找到刘备，表示“愿招募十万甲兵”；这并非信口雌黄，因为建安4年（199）曹操征讨吕布时，陈登真的“率郡兵为先驱”，还因功受封伏波将军。
太祖到下邳，（陈）登率郡兵为军先驱。（吕）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先贤行状》
这种出身，决定了陈氏的核心追求，是“家族利益至上”。至于谁做徐州之主，对陈氏而言反倒无足轻重。
比如袁术与陈珪，“俱公族子孙，少共交游”，私交甚笃。
但在初平4年（192）袁术拘禁汉廷使者马日磾时，陈珪便没有站在袁术1边。
陈珪还写信给袁术，骂他“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此即陈珪坚决拒绝袁术的拉拢，乃至依附于刘备与吕布。
（陈珪曰）以为足下（袁术）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魏书袁术传》
陈珪子陈登，也撺掇刘备自领徐州，还大骂“袁术骄豪，非治乱之主”。完全不顾两家交情。
（陈）登曰：“（袁）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蜀书先主传》
再比如陈登，“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属于允文允武的公族游侠，他与刘备相互倾慕，互相唱和。
陈登夸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刘备夸陈登“文物胆志，当求之于古也”。
（陈登曰）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魏书陈矫传》
（刘）备因言曰：“若（陈）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魏书吕布传-附传》
但在建安4年（199）刘备叛离曹操，作乱下邳时，彼时身在广陵的陈登，却毫无动静，并未跟随刘备作乱。
在刘备被曹操击溃后（200），陈登也并未追随刘备流浪，而是继续呆在广陵射阳县，后来死于下邳（亦称临淮）东城县，终身未曾离开徐州（见《先贤行状》）。
不难看出，对下邳陈氏而言，谁做徐州之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州的主人是否能维护陈氏的利益。
在此方针指导下，诸陈甚至不惜通过诡计与背叛，来为徐州选择合适的主人。
陈瑀在扬州纵横捭阖，与袁术争衡。
陈瑀是陈珪从弟，陈登叔父。虽然他在《3国志》中无独立列传，但事迹见于《吴书》、《江表传》与《英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