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1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音、意皆同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3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
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
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
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再来看第2条：籍贯改易。
这是察举制与9品制导致的另1个结果，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1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意：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4人的后裔，却无1例外都“著籍丹阳”，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东晋建康，6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所以，汉末魏晋，若非迫不得已，士族豪强根本不愿意迁移。
下1章，咱们继续聊上1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