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下，孙权如果大张旗鼓地尊奉孙策，必然会得罪江东大族。因此孙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封号，甚至连封地都被刻意选在了扬州之外的长沙。
有趣的是，孙策的庙廷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了吴都建业（旧称秣陵，今称南京）。
《宋书》记载，孙策庙在“朱爵桥南”。古代爵、雀互通，朱爵桥即朱雀桥，在今南京市。
孙权于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府于朱爵桥南。--《宋书礼志》
另外1处佐证，便是孙权病重时，曾遣太子孙和赴长沙桓王庙中祷告；孙和的行踪，又被孙鲁班的探子所监视。可知孙策庙就在建业城中。
吴主寝疾，遣太子（孙和）祷于长沙桓王庙。--《资治通鉴》
全公主（孙鲁班）使人觇视（监视），因言太子不在（桓王）庙中。--《吴书孙和传》
由庙廷的设置地点，可知孙策的“长沙王”只是虚置。其子孙绍不可能继承“长沙王”的爵位，更不可能赴长沙就国。
换言之，孙策的长沙王，与孙奋的“齐王”，孙霸的“鲁王”本质相同，均为遥领虚封。
注：齐国在青州，鲁国在豫州，彼时均属曹魏。鲁国旧属徐州，光武时改属豫州，见《续汉书郡国志》。
往深1些说，孙奋与孙霸是1字王，孙策是2字王，地位明显受到贬抑。
孙策的谥号是“桓”，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即开疆拓土之意。
桓本是美谥，但在东汉末年则不然。
汉桓帝与汉灵帝，彼时是昏君的代名词。蜀汉的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东吴的6凯则表示“汉之桓灵，大失民心”。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吴书6凯传》
甚至连董卓都认为“桓帝无功德”，因此将其“威宗”的庙号褫夺。
2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后汉书灵帝纪》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4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后汉书献帝纪》
在此背景下，“桓”的正面色彩也便遭到极大削弱。
同时代得到“桓”谥之人，还有张飞。可以侧面佐证这个谥号的特殊色彩。
（刘禅）追谥（张飞）飞曰桓侯。--《蜀书张飞传》
实际以孙策的勋业和事迹考量，“武”或者“庄”是更加合适的谥号。辟土斥境曰武，屡征杀伐曰庄。
但孙权刻意把“武”授予了孙坚，追封孙坚为武烈皇帝，因此断绝了孙策成为“武王”的机会。
汉制，有王侯2等爵，“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实际执行时并未严格遵循此原则，再加上王莽、曹操等人的改制运动，导致5等爵位（公侯伯子男）1度得到恢复。
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2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无）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汉制中的王，又分为同姓王和异姓王。在东吴政权中，孙策无疑是同姓王。
在同时代的诸多王爵中，曹操是汉廷魏王，孙权是魏廷吴王。2人都是异姓王，却得到魏、吴的美号。
从史源角度看，先秦时代的魏国雄于3晋；吴国则是泰伯、仲雍的后裔——论辈分，2人是周文王的伯父，地位尊贵，政治隐喻浓厚。
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夫差）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史记吴太伯世家》
相比之下，长沙不过是偏僻小郡。
秦汉之交，长沙王吴芮由于实力最弱，侥幸躲过了刘邦对异姓王的清洗。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8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5世，以无嗣绝。--《汉书吴芮传》
西汉中叶，长沙王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彼时的长沙被称作“卑湿贫国”，其不发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统治）卑湿贫国。--《汉书景十3王传》
两相比对，可以清楚看到：
汉末3国的异姓王，分别得到“魏王”与“吴王”的尊贵头衔；
孙策以同姓王之尊，却仅得到“长沙王”，而且还是虚封遥领。
其背后含义，不言自明。
孙策的长沙桓王封号，既反映出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反映出东吴的政治空气。
孙策诛戮江东英豪，与吴、会大姓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他的封地被安排在荆州长沙，这无疑是为了淡化他与江东的联系。
同时，孙权以小宗身份上位，对待孙策1系，便不得不多加提防。在此背景下，孙策仅得王爵；至于其子孙绍，则被进1步降格为侯爵。
在谥号选择上，孙权亦有所保留。“武”谥被赐给孙坚，至于孙策，仅仅得到“桓王”谥号。桓虽为美谥，但在东汉末年“桓帝失德”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显得意味深长。
其实东吴的统绪问题，困扰了孙权终生，因此他对孙策的态度也显得十分复杂，既有尊重之情，又有排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