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臣邓通富甲天下，便是因为他占据了蜀地的铜山，可以自铸铜钱。
刘备占据益州全境却陷入铜荒，可见开采出的金属，主要用途并非铸币。
从可见史料推断，3国时代金属的主要用途，应该是制作兵器。
《刀剑录》记载，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
《太平御览》亦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请名匠蒲元督造战刀3千口。
黄武5年，（孙权）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3尺9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刀剑录》
（蒲元）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3千口。--《太平御览》引《蒲元传》
吴、蜀如此，魏国可知。
那么这里引申出1个问题，3国冶炼如何管理呢？
答案是朝廷专营。
建安9年（204）曹操攻破袁氏的治所邺县，翌年（205）剿灭袁谭，遂着手恢复官方的盐铁专营。
及破南皮……（曹操）礼辟（王修）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魏书王修传》
曹操任免袁谭故吏王修为“司金中郎将”，负责统筹矿冶机构的生产运营，兼顾盐业。
西汉时代的盐铁之权归于中央的大司农，东汉时代则归于地方郡县；
曹魏时期，盐铁之权归于司金中郎将。
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指东汉）皆属郡县。至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将以主之，利权悉归于上矣。--赵1清
司金中郎将下设“司金都尉”与“司盐都尉”，各有权责。
韩暨便曾由盐官转为司金都尉，可为佐证。
（韩暨）徙监冶谒者……在职7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魏书韩暨传》
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司金中郎将”与“司金都尉”即“摸金校尉”的别称，属于盗墓之官；
潘眉、卢弼等人则认为司金中郎将与盗墓无关，单纯是矿冶官。
理由很简单，因为蜀汉亦设司金中郎将，由张裔担任。
鉴于张裔的工作主要是“典作农战之器”，可知该职务的工作内容相对单纯。
先主以（张）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书张裔传》
由于张裔担任“司金中郎将”时与“司盐校尉”岑述违戾不和，因此蜀汉的盐官与铁官，是否像曹魏那般统归于司金中郎将管辖，颇难定论。
后（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蜀书杨洪传》
吴国的矿冶经营与官职设置情况不详，不过从《宋书》记载来看，直到南北朝时代，江南地区的冶铁机构，仍“多是吴所置”，可知孙氏统治时期应该也设有类似机构。
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宋书百官志》
总而言之，苟哥想改变这个时代，可谓任重而道远。
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上1章提到，3国君主都在不同程度、受到类似困扰。
即：豪强集团反对内部出现新的强势君主，凌驾众人之上。
王敦与桓温故事，可以清晰反映门阀与皇权的博弈底线。
（1）王敦
王敦是东晋初期的权臣。
琅琊王敦是晋武帝女婿，又是东晋首任宰辅王导从兄。
司马睿得以偏安江左，离不开王氏兄弟的支持。
王敦掌兵，王导执政。
这导致司马睿（晋元帝）威信受损。在君臣反目后，王敦以“清君侧”为借口兵发建康（322），引来朝中群臣的“交口称赞”。
其人最终不得不以元帝“处决流放奸臣”的代价妥协收场。
当然，王敦口中的“奸臣”，无疑是试图削弱门阀利益、搞中央集权的“保皇党”。
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年后（324）王敦欲自做天子，再度兴兵谋反。
但此次谋反引来了群臣的集体憎恶，甚至连其从弟王导都站在了晋室1边。
（2）桓温
桓温是东晋中期的权臣。
桓氏3度北伐，收复长江上游，甚至1度挺进中原、光复洛阳。
桓温想借北伐的功业，实现“篡代自立”的目的。乃至通过“废立之举”来强化权威，晚年心态已经拟于董卓。
但桓温的篡逆行为，招致朝臣的1致反对，领头者就是陈郡门阀谢安，即后来淝水之战（383）的元勋。谢安甚至故意拖延、阻挠桓温“加9锡”的进程，最终竟把病重的桓温给熬死了。
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桓温）薨，时年6十2。--《晋书桓温传》
从两代“谋逆权臣”的人生轨迹中，不难看到彼时门阀们的态度。
他们既反对皇权振兴、削夺士族利益；
但他们同时也反对门阀中的强者，成为新的皇帝。
因为强势君主，必然会损害世家大族的现实利益。
因此东晋门阀的底线，或者说唯1要求，就是“台前须是弱主，士族在幕后各行其是，保持门户不堕”。
这也能解释，为何王敦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