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击盖竹，军向大潭，2将又降。凡讨治斩首6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吴书贺齐传》
不过归根结底，授兵制毕竟是1种临时性政策。它具备较强的封建色彩，与大1统的历史趋势相悖。因此授兵制常态化之后，也引发了诸多问题。
孙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又被迫发明了诸多配套措施，比如奉邑制、复客制等等。然而奉邑制与复客制，均是以让渡赋税、人口为代价，又变相损害了东吴的财政根基。
照此，相当于先有上层建筑（授兵制），之后再设置经济基础（奉邑制、复客制），积弊更深。
虽然孙权通过个人的权谋诈术，遏制了“地方藩镇化”的趋势，但无法解决其余隐患。纵览东吴历史，讨伐山越，人人争先；对外作战，1塌糊涂。其实都是制度使然。
理由显而易见。讨伐山越意味着扩充私兵；但对外作战，则意味着消耗私兵。
因此，东吴的对外战争中，不仅江东大族战斗欲望低下；
淮泗集团为了保存实力，也往往出工不出力。
比如合肥之战中（215），淮泗集团的干将徐盛、宋谦便1触即溃，狼狈奔走。
说到底，无外乎私心作祟。
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吴书潘璋传》
在建安十3年（208）讨伐黄祖的战争中，凌统“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1船”，手下实际就几十个兵。
如此窳劣的建制，比授兵制的下限（4百人）还差很远。
（孙）权复征江夏，（凌）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1船，常去大兵数十里。--《吴书凌统传》
照此看来，合肥之战中（215），孙权虽然号称“十万甲士”，实际水分极大，根本不可能达到十万的数量级。
俄而（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魏书张辽传》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辽率领8百人便能突破东吴的本阵，还把孙权打得逃到土丘上，“以长戟自守”。
显而易见，彼时吴军之中，对军士数量无疑是滥报成风，上行下效。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8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孙）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叱权下战，（孙）权不敢动。--《魏书张辽传》
未来几章…咱们跟江东较上劲了。
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关于受到吕1迫害的东吴官僚名单，史书中记载极为详尽，我在开篇也有提到，此处便不废笔墨。主要谈谈受打击群体的“人物共性”。
受到迫害的大臣，从地域划分，大多是“江南士人”。
注：江东=江左=江南。行文时不拘1词，特此注明。
左将军朱据（扬州吴郡）、上大将军6逊（扬州吴郡）、丞相顾雍（扬州吴郡）等人，皆在吕1的构陷名单中，是打击的主要对象。
时校事吕1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吴书潘濬传》
时中书典校吕1，窃弄权柄，擅作威福，（6）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吴书6逊传》
上述诸人不仅是典型的扬士，还是吴郡4姓（朱张顾6），且与孙氏同郡（吴郡富春县）。
换言之，孙权因为出身卑贱，对江南的豪族特别提防。
虽然孙权放弃了孙策的“尽诛英豪”等血腥政策，转而通过联姻手段，逐渐完成了自身的“江东化”；
但对吴郡门阀，始终心存芥蒂，不肯完全信任。
吕1案并非孤例，实际与之前的“暨艳案”和之后的“2宫案”有密切的逻辑联系，都是孙权主动挑起的冤案，意在打击权门，维护公族的统治权威。
受到迫害的大臣，亦有江北士人（淮泗集团）。但这群北人已经逐渐“本土化”，行为和立场上，与江南大族无异。
淮泗集团是“孙氏兴家”的基本盘，张昭（彭城）、张纮（广陵）、周瑜（庐江）、鲁肃（临淮）、诸葛瑾（琅琊）等人皆属该集团。他们因为远离故土，丧失了宗族倚靠，故全心全意依附孙氏，特受宠待。与江左门阀大大不同。
问题是，随着孙氏在江东的统治深入，淮泗集团的许多成员，也逐渐开始“江东化”，大范围与江左门阀通婚。甚至不少淮泗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著籍江东”；即放弃在江北地区的旧日族望，而成为“新扬州人”。
注：彭城张昭（徐州）、沛国薛综（豫州），巴郡甘宁（益州）后裔皆以扬州丹阳为籍贯，详见《晋书》。田余庆在《孙吴政权的江东化》1文中，曾认为籍贯改易与“乡举里选”的传统有关，即土著更方便被推荐出仕。
吕1案中，江北集团有诸葛瑾、步骘、郑胄等人先后遭到迫害。颇疑张昭亦涉足其间，只因失宠已久，故不论。
张昭（徐州彭城）后代落籍江东，又因为本人首鼠两端（赤壁之战的带路党），早已失去孙权信任。
诸葛瑾（徐州琅琊）是张昭的儿女亲家，其女嫁昭子张承为妻，大约以此受牵连。
及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