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饷镇压”,导致了更加剧烈的民乱。
崇祯这个冤大头,也便顺理成章地吊死了。
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使4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崇祯长编》
这与刘协何其相似?
赵旻焉敢还政于此昏庸之辈?
朱由检死前1定很不甘心。
他在位十7年间,不观歌舞,不近女色,苦读圣贤书,还经常延揽学者在宫中讲授经典,最终却沦为亡国之君。
何也?
其实问题就出在“圣贤书”上面。
中国的圣贤书,劝人向善不假,却把历史的尔虞我诈、政治的阴暗冷酷1笔抹杀;或者微言大义,美其名曰“春秋笔法”。
宫廷教师在给皇帝上课时,也断然不敢涉及这些阴暗面。
试想,皇帝长期接受这样“干净”的教育,能懂得什么人情世故?
历史上绝大多数守成之主,能力都庸劣不堪。
因为这种宫廷教育,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培养出1个“学术修养很高、情商水准很低”的儒士。
更多见的情况,则是培养出1个“既不学无术、又耽于逸乐”的昏君。
窃以为,若朱由检不那么敬业,或许明朝国祚还能延长数十年。
虽然最终还是会完犊子。
没办法,明朝的社会体制,已经决定了其国祚不可能太久。
经济严重畸形嘛!
朱由检,与刘协相似之处不少,所以,由其人做引子,咱们来引申讨论1下3国皇帝们。
曹刘孙3家的子孙辈、素质远逊于父祖辈,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甚至留下了“扶不起的阿斗”1类的谚语。
实际操作中,在“圣贤书”的问题之外,又有新的情况。
即:封建王朝的创业之主,本身就是历史的捏造者。
这就导致其后世子孙,对权力更迭的认知,更加模糊。
先来看捏造历史最离谱的曹魏:
曹操作为“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人间枭雄,戎马3十年,对民俗百态、人情世故可谓了如指掌。
然而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曹操总是不惮于撒谎的。
最典型者便是袁曹的复杂关系。
袁绍作为曹操的昔日主君,曾在曹操创业之初(西历190-196)给予了巨大的助力。
袁绍不仅先后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还在张邈之乱(194-195)时伸出援手,拯救曹操于水火之中。
(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袁绍)唯强幹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吕)布众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为袁绍檄豫州》
然而随着曹操的最终胜利,袁绍的历史功绩遭到1笔抹杀,不仅2人昔日的“君臣关系”被讳称为“盟友关系”,曹操还污蔑袁绍有称帝之志。
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2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王沈《魏书》
逆贼王沈已经将史书改到面目全非。
考虑到《后汉书袁绍传》有万余字,而《魏书袁绍传》仅有3千字。
曹魏政权对袁绍的贬低、篡改可谓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如果不是因为袁绍实在绕不过去,恐怕王沈等人都不想给袁绍立传。
再者便是对战绩的篡改。
比如官渡之战(199-200)时
《刘晔传》、《武帝纪》言之凿凿,称曹操以“56千疲敝之众”抵抗袁绍“十万大军”。
因为这个谎扯得太过分,被裴松之为代表的后世史家相继嘲笑。
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裴松之
《魏书》对战绩点窜过甚,甚至出现了前后纰漏。
比如斩文丑时,《武帝纪》宣称曹军战马仅有6百;
但《钟繇传》已经明确提到关中诸将“贡马2千”助战官渡。
裴松之对此又嘲笑道“钟繇的马在哪里”。
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2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6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裴松之
至于赤壁之战(208),曹操被孙刘联军大败,险些死在华容道。
其人甚至连江陵(南郡郡治)都丢了,吓得余生不敢再南下。
(曹)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山阳公载记》
如此惨痛的失败,在《魏书》中竟被美化为“疫病起,曹公主动烧船退兵”。
轻拿轻放到这个地步,可谓弥天大谎。
(曹)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