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
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
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
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1以贯之的主旋律。
河南、河北两派成因：
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3互法”。
“3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1制度在后世有1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3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后汉书蔡邕传》
“3互法”的存在导致了1个特殊现象，即地方的军政长官1定不是本地人。
而像韩馥、袁绍这种“州牧”级别的最高长官甚至不是（冀州）本州人。韩馥是豫州颍川人，袁绍是豫州汝南人。
对冀州豪强而言，韩、袁属于典型的外来势力，语言、风俗、文化与河北均有差异；
且双方的利益诉求亦不相同，直属于东汉中央的官僚势必会影响到本地豪强的势力扩张，因此韩、袁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韩馥便是因此下台。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后汉书袁绍传》
在此背景下，韩、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引入亲信势力。
韩馥选择拉拢颍川同乡（荀谌、荀彧、郭图、辛评、辛毗），河南士中的颍川人盖源于此；
袁绍之后继承了韩馥的政治遗产，并延揽昔日同在洛阳的“奔走之友”，以南阳许攸、南阳逄纪为代表，此即河南士中南阳人的由来渊源。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英雄记》
（颍川）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魏书荀彧传》
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逄）纪俱诣冀州。--《英雄记》
如果将视线拉长，便会发现曹、刘、孙3家均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曹操虽然延揽了诸多河北与中原的逸才，但集团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掌握兵权者始终是谯沛人士。
刘备入蜀，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荆楚集团及元从成员。
孙策渡江，倚重江北士人，即所谓的“淮泗集团”。
蜀汉政权中的“荆楚人贵”及东吴政权中的“南鲁之争”，渊源也在于此。
昔豫州（指豫州牧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华阳国志》
丞相6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通语》
在上述案例中，曹操的做法与韩馥相似，即依靠同乡维护其统治。刘备的做法则与袁绍相类，他们由于早年颠沛，远离故土，因此更加青睐于任用籍贯各异的元从集团进行统治。
其中，孙策家族的情况最为特殊。这1家族虽然籍贯扬州吴郡，但发迹于淮泗地区，围绕在身边的也多是江北人士；
因此孙策东渡时，不似归乡之举，反而更似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
关于这1问题，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1文中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孙策）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类，力加排斥。--《孙吴建国的道路》
其中，袁绍麾下南阳人属于河南派。
因为汝颖宛洛（汝南、颖川、南阳宛城、洛阳）并称为中原腹地。
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2部，3辅尤甚。--《续汉书5行志》
有鉴于此，南阳出身的逄纪、许攸，与汝南出身的袁绍，在洛阳时成为“奔走之友”，最终共赴冀州，渊源即在于此。诸人虽然籍贯相异，但存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便存在合作的基础。
从可见记载看，袁绍集团中的南阳士与颍川士的利益诉求高度相似，他们在对抗河北士人的斗争中更是同气连枝，这无疑属于出身、文化背景使然。
此事极为寻常。
在乱世，若任官不避籍贯，以土人治土人，最终必然导致地方割据，甚至流官在任时间稍长都可能埋下割据隐患。
若任官避籍，以流人治土人，又必然将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