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它所拥有的只有挤在一团看不出任何特色的民居，还有狭小拥挤、污水横流的小巷和死胡同。到处密布着脏污痕迹和布满青苔的砖墙。 这里的居民们，要么此时在各处工厂当中充当苦工，要么游荡在街上无所事事，而他们的脸上都只有饱经折磨之后漠不关心的死灰色，因为长时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显得额头突出，显现出一种怪模怪样来。 哪怕以这个年代的情况来看，这些赤贫者的生活品质也是十分贫苦的——根据统计，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万居民当中，有几千户陷于赤贫的底层市民们因为没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当中栖身，而这些地窖阴冷潮湿又不通风，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节根本就没有御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冻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够购买燃料逃脱冻死的厄运，那也不过是让死神稍微动作慢点罢了，这些工人们在纺织作坊里工作，充当挡车工、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没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 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 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 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 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的努力都失败了，被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另外一个英国人马尔萨斯则直接很多，他认为人口过度繁衍会挤占社会资源造成饥荒，而他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认为赤贫阶级的无限繁衍会带来“过剩人口”，进而摧毁社会秩序，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底层节育。 总之，在这个生产力开始飞跃、现代道德却还没有成型的年代，社会文化对底层冷酷无情，哪怕一个人因为贫苦因而冻饿致死也会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救济，在陷入赤贫的劳工阶层当中，宗教热情反而重新高涨了起来，因为教会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基层组织力，还能够对教友们进行最低限度的救济。 所以，在启蒙时代被嘲笑、被蔑视的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又悄然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保守主义重新回潮，对于这些被社会抛弃、压榨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了。 而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种思潮，因为宗教天然就是统治者的合作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利器，所以各国政府和教会的联系又重新变得紧密起来，就连法国在19世纪的时候也多次颁布法律，允许教会人士来承担公立教育，直到19世纪 末期的第三共和国才终于实现了政教分离。 在艾格隆提出想要去东城区巡视的时候，市长最初是反对的，因为他不想让陛下看到自己治下的城市的负面形象，也担心有什么人会借机在陛 然而在艾格隆坚持之下，他也不得不顺从了陛下的愿望，于是在他的陪同之下，艾格隆这一行人就一起穿过了各处的街道，来到了东城区当中。 为了担心有人闹事，市长事前也发布了通告，在陛下巡视时，整个城区内的所有工厂放假一天，之后还将会免费给居民们赠送面包和糕点，而这项奖励，比罗马王本身更加能够挑起居民们的欢心。 虽然已经轻装简从了，但是在卫兵、警察和官员们的簇拥之下，这一支巡视队伍仍旧排场浩大，而相比于在市政厅和富人区受到的热烈欢迎，此刻迎接艾格隆一行人的居民虽然多，但都只是带着看热闹的心态远远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