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艾格隆举办盛大的安葬仪式的同时，很少有人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应该”出席的人没有露面。
尽管从没有人公开提起，但所有人都知道，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就是拿破仑皇帝的私生子。
虽说，身为私生子就意味着他没有波拿巴家族成员的身份，但艾格隆一直以来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都颇为欣赏和重用，让他在帝国的外交部担任官员。所以，不管是出于他担任的政府职位，还是出于血脉之亲，似乎也应该给他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让他和其他官员们一起，迎接皇帝的归来。
然而，他确实没有出席，也没有几个人想起来他应该出席。
这倒并不是说他已经失宠了，而是在此时此刻，他正在为艾格隆执行一项重要的外交任务——作为法国政府的特使，返回到了他曾经的“祖国”波兰。
此时的波兰，还在延续着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统治的反抗。
起义军在占领华沙之后，迅速以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波兰，并且几次对猝不及防的俄罗斯军队造成了重创，而到了1831年之后，因为屡屡受挫，所以沙皇陛下恼羞成怒，决定调集更大规模的军团前来镇压。
在这个生死关头，波兰人向各方求援，一方面试图以波兰的王冠来诱惑奥地利皇帝，一方面又希望以当年的“旧情”来请法国皇帝出手，然而这些徒劳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各国都对起而造反的波兰人抱以冷静和冷漠的态度，只等他们自生自灭。
一方面，1815年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决定了以“正统性”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这也就是尊重各国现有疆界，并且允许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境线内自行其是——眼下，波兰正是俄罗斯帝国庞大疆土的一部分，沙皇自然有理由想在那里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俄国在此时显得如此令人望而生畏，它庞大到几乎取之不尽的军团，让每一个君主都心惊胆战，谁也不想这时候跳出来为了波兰和俄国兵戎相见。
所以，无论波兰人反抗沙皇的理由多么正义，它最终却只能得到周围人的冷眼旁观。它这一次的反抗，也注定以失败告终。
当然，要说所有人都完全冷眼旁观倒也不对，至少法兰西皇帝，在自己的议会演说当中公开表达了对波兰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
除了口舌上的同情之外，他还表示，自己出于法兰西人民传统而且淳朴的感情，对波兰进行一些人道援助，以便减轻战火中人们的痛苦。
而在发表了这番激怒了沙皇的演讲之后，艾格隆就选派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作为自己的特使，前往波兰一方面代表他去慰问战火中的波兰人民，一方面去负责协调和分配法国人民后续的援助物资，顺便以外交身份去搭救一些愿意撤离波兰流亡法国的精英人士，以便在未来继续延续法国在波兰的影响力。
在接受任务之后，亚历山大很快就动身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他悄然来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华沙。
之所以行动这么快，固然是因为皇命在身，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亚历山大对此时的波兰也牵挂在心。
无疑，在投靠弟弟、以及在法国政府内平步青云以后，未来的他肯定会在法国建立他新的社会关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贵族，但是至少在此时此刻，才刚刚二十一岁的瓦莱夫斯基伯爵，还是一个90%的波兰人。
作为拿破仑皇帝和波兰情妇的私生子，他从小在波兰长大，几乎就没有见过皇帝本人，更没有机会踏上法兰西的领土（回到法国之后皇帝和路易莎公主结婚，为了不让路易莎皇后不开心，他拒绝再接见波兰母子），波兰才是他真正成长起来接受教育的故乡，是他所有朋友所处的地方。
眼下，明知道波兰将会陷入战火，经受俄罗斯帝国铁蹄的蹂躏和摧残，他又怎能不感到无奈和悲伤呢？
他来到华沙之后，出于对法兰西帝国的尊重，他得到了波兰临时政府的高度礼遇，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参加各界名流举办的宴会，华沙的一切都在照常运行，仿佛还是和他刚刚离去时一样。
但是他心里清楚，眼下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虽然看上去华沙一切如常，但具有时局观察力的人，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一场关乎波兰民族命运的大战似乎正一触即发——而且最糟糕的是，胜算全无。
正因为如此，所以哪怕受到了礼遇，他也在华沙找不到任何“衣锦还乡”的快乐，只有一种冷眼旁观末日来临的无奈感。
更让他无奈的，是波兰政局此时的混乱。
虽然“革命”理论上是波兰人民共同的愿景，虽然所有波兰人都厌恶沙皇的统治，但是归根结底，一个国家必然会有不同的阶级，每个阶级、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立场而持有不同的政见，哪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
1831年1月25日，新成立的波兰全国议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在华沙起义军民的压力下，宣布废黜尼古拉一世，宣布脱离俄国独立，正式打响独立战争。
2月8日，议会宣告波兰将会维持世袭的君主立宪政体，而且只有现存议会有权力选举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