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帮……”
“够了。”周文开口打断对方的话，“你们最擅长的就是扯嘴皮子为自己辩解，我没兴趣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
外面的人群里，不少人都对以赵成安为首的一群官员开始了不太礼貌的问候。
经历了最开始的恐慌后，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停下来关注起了这场谈判。
可这是谈判吗？
也许更像是一场审判吧。
“我叫周文，32岁，以前是一名网络工程师，去年刚在余杭安家，把父母也接了过去。”
镜头前，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男人捏着一个文件袋，语气平淡地做着自我介绍。
他的实际年龄比看起来小了不少，不说的话还以为他快四十了。
办公室另一头，赵成安等人已经坐下，低声商讨着对策，金爷三人则坐在另一边，完全没有阻止他们交谈的意思。
“雪灾的头两个礼拜，我们小区的人自发创建了互助组织，也一直有运救灾物资过来，虽然断了电，但至少没有饿死人。
到了九月底，运输队突然就不来了，当时我们很慌，想出去求助，结果发现那些救灾的人都已经撤离了，后来食物不够了，就发生了很多惨剧。
我想你们这些早就住进了避难所里的人应该不会理解，人会为了一口吃的去偷去抢，最后演变成杀人，我们尝试过自救，可没有物资，很快团队就崩溃了。
十月初，一群自称城管的人来统计信息，结果进来之后就开始抢劫，我爸挨了一刀，我背着他想去医院，还没走到半路他就去世了。”
周文静静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语气平淡得好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般。
他打开手里的文件袋，取出几张跟家人的合照在镜头前展示。
“当时我很痛苦，很想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爸爸，但我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后来我跟我妈还有邻居们一起出去求助，我们找遍了警局、消防站、城管局、交通所，连税务局都去了，没有看到一个能帮助我们的政府人员。
后来我们总算遇到了一群比较好心的路面养护员，他们带着我们去了一个避难所，在那里我们总算得到了一点帮助，但是只是生活了半个月，避难所的人就想赶我们走。
他们说是去支援南方，我感觉南方的情况可能会很恶劣，但我没得选，只能接受他们的要求，一路上很辛苦，我妈妈有一天高烧不退，也离开了我。”
周文将照片再次凑近了一点：“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但我现在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走到闽省边界后，带队的那些人突然丢下我们要返回，说是让我们自己走完最后五十公里，会有人接应。我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拉着一群邻居和朋友往回走，第二天就有人逃回来，说前面的路根本走不通，有很多人在抢劫，还有很多丧尸。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那个避难所的人就是故意把我们丢到远离原址的地方，连把防身的枪都不给，我们就像一群没有用的牲畜一样被人丢掉。
我们在雪地里走了两天才找到村庄落脚，后来的故事我不想说了，因为为了活着，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很愧疚，但我没得选，不做那些事我就会死。”
331基地内，无数居民看着手中的手机或是广场和通道内的电视，默默地聆听着周文的讲述。
“太可怜了，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过得不好。”
“我一直都说肯定还有人在城里没住进避难所，那些人却让我不要管，简直是混蛋！”
“还好我们最早的时候就被带进来了，不然可能也会饿死在外面。”
“外面那么冷，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来的。”
“大家听我说，我们决不能被民管骗去余杭，不然肯定也会像周文那样，被人丢在野外！”
“对，这群王八蛋，简直不是人！”
周文的经历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很多被选入支援兵团的人此时都在骂娘。
他们感觉余杭的条件可能不太好，但是打死没想到避难所的人会直接把他们丢在野外。
显示屏上，周文伸手拨转了一下镜头，让自己和赵成安等人同框后，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堆打印纸展示。
那都是些单据以及证明。
“我纳税的数目比当地平均工资都要高很多，我每年会给贫困儿童捐款，国家有什么灾情我也是大力捐献，大学时还去献了两次血。
我爸是个铁路工人，一直都是跟着工程走，我小时候可能两三年才能见他一面，很多重要干线他都参与过建设，我妈虽然只是个缝纫女工，但她也为经济建设出过力，对身边每个人都很友善。
论起对社会的建设，我自问我们一家在平均线以上，我为这个社会付出了那么多，遵纪守法活到32岁，可他们是怎么对待我和我的家人的？”
周文的语气突然变得高亢，他走到玻璃幕墙便，将手里的纸张和照片摔在桌上，朝着赵成安等人大声质问道：“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市长阁下？”
一群官员互相交换着眼神，神情多少有些尴尬。
最终赵成安无奈地叹了口气：“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