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是，李泉告李沐的官司没开庭，他告晚报的官司却先开庭了，法院最终判李沐败诉，理由很简单，晚报那篇文章并未提及李沐和其他关联者的姓名，只是个故事，并不带有指向性。 至于李泉告李沐案未能如期开庭的理由更离谱，法院居然找不到原告了。 这下子彻底把李沐弄火了，对方早就算计好了，甚至已经预判到了李沐会怎么做，李泉目前是监外执行，忽然失联后果很严重，如果李沐追起来，李泉可能会再次入狱甚至加刑，对方就在赌李沐心里的那点亲情。 至于开不开庭对手根本不在乎，因为一旦开庭李佳琪甚至李萍都会把李翰林的遗嘱在法庭上公布，那样的话李泉的诉讼就没了法律依据，李沐就能翻白，很显然对手不会给李沐这机会，也就是说诉讼只是个幌子，最后根本不会开庭。 环环相扣，对手已经彻底把李沐逼进了死局，除非李沐不顾亲情将李泉再次送进去，但那样的话，很可能会又有一篇东西出现在小报上，从道德层面谴责李沐置亲情于不顾，亲手置自己弟弟于死地。 孙慧慧带着媛媛待在家不出来，因为鸿博和江畔小区经常看见陌生人游荡，拿着相机偷拍，而徐馨也对这件事不发表意见，很明显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个坑，但没人能替李沐做决定。 三天后李佳琪拿着她跟李萍亲手签名的遗嘱去了日报，遗嘱是李翰林临终时留下的，一直放在李佳琪手里，上面清楚地写着老房子归李泉，家里的书都归李沐，而且李佳琪海单独写了一份证实材料，将李泉数次挪用御珍堂的资金用于挥霍，盗取李沐家里的珠宝首饰和古书等事实罗列其上。 日报的主编一看这个东西，立刻请示了宣传部领导，没想到宣传部领导没敢做决定，将这件事报给了市委，最后经市领导批示才见报了。 李沐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报纸上登出来他才知道。 不过遗嘱和李佳琪的声明登出来，并未给这件事带来啥正面的效果，坊间都在传，说李沐给了李佳琪一大笔钱，让她出面摆平这件事，这就是最狗血的豪门恩怨。 甚至有小报记者去一中采访李佳琪，不过被门口的保安给撵走了，李沐彻底怒了，直接闹到了法院，逼着法院找到李泉，要求开庭审理此案。 不找到李泉这件事就完不了，李沐不相信李泉宁可加刑也不供出指使他的人，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他包括李佳琪和母亲，已经再难接受李泉了。 事情到这个程度，最难受的就是法院和分局，李泉监外执行，分局和街道有监管责任，法院明知道李泉是服刑人员，未经调查就立案，也有一定的责任，李沐找了律师，天天去分局和法院催。 这回李沐找的律师可不一般，就是上次办孙慧慧案的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付红旗。 付红旗上次因为孙慧慧案弄得灰头土脸，虽然最后鸡西一连串的官员被牵扯出来，但可并不是他付红旗的能量，这让他都羞于再见李沐，而这次的案子让付红旗有了找回面子的机会。 付红旗直接告诉法院和分局，自己有必要将吉春法制环境混乱的真相公诸于世，拿到政法大学当成个反面教材大肆宣讲，这下子可把吉春的某些领导吓坏了。 付红旗这种人看似能量不大，但在系统内却很有威望，他要是抓住你啥把柄，起码在法制系统内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李沐电话关机，但政法委的一个处长居然找到了药厂，直接要求李沐劝劝付红旗别把事情闹大，李沐气得差点拍桌子：“你们不觉得这要求很离谱吗，付律师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怎么是在胡闹？当初法院立案的时候为啥不按程序走，连小报记者都能给我打电话，法院法官不知道立案前需要核实案件的真实性吗？ 还有李泉是监外执行人员，分局是不是有监管责任，现在人跑了咋责任还在我吗？我要求开庭的前提，是不是法院立案了，我这被告没权利要求开庭吗。” 那个处长一脸无奈：“这件事我也不是很了解情况，但有错误咱们可以在内部消化，弄到人尽皆知对吉春的大环境影响很坏，你就在吉春做买卖，事情弄到无法控制对你也没啥好处啊。” 李沐哈哈大笑：“李处长，我都被弄到报纸上了，现在好些小报记者在我家小区乱窜，到我家孩子学校拍照，甚至去我妹妹的单位采访，已经严重扰乱了我家人的正常生活，这咋都没人管呢。 我的事全权委托给了付教授，我现在还是这个态度，既然法律是公正的，那就依法办理，我有错我败诉，但如果原告败诉，给我带来的一切后果，我都会追责，不但追究原告的责任，连在他背后捣鬼的人我也绝不会放过。” 李处长被李沐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讪讪地走了。 李沐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这么做已经等于跟某些人彻底撕破脸，大不了药厂不干了，自己也就损失几千万，设备拿到通河一样能生产。 可如果这回自己又不了了之，如何能堵住悠悠众口？吉春的某些人难道会因为李沐退让，以后就不给他使绊子了？ 李沐把情况跟付红旗一说，付红旗态度很坚决，说就是把天捅破了，这回也一定要讨个说法，随后李沐又把电话打给了陈卫东。 陈卫东一听哈哈大笑：“付教授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可不怕强权，你现在考虑一下的建议，正好把这件事捅破了，很有可能把搞事的人揪出来，即使他手段高明逃避了法律制裁，但政治生命应该也被终结了。” 李沐想了想：“陈哥，因为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