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太皇太后崩逝，嘉定八年的冬至典仪取消了，偏不巧这一年的冬日，整个京兆府都不见一片雪花，相较前几年，嘉定八年的冬可以说是个暖冬。
为此，宫里的人病了不少，上至帝后，下至宫人，大部分人均或多或少咳了几声，尚药局、太医署和内侍省的奚官局为此忙得焦头烂额，治疗风寒的药草几乎发干净了。
太史局、户部和司农寺的官员不免有些心急，今冬无雪，只怕来年不是个丰年。
不光嘉定八年的冬季无雪，嘉定九年的春季也少雨，直至季春末，关中有旱，禾苗尽呈枯态。
傅祯看罢京兆尹和监察御史递上来的奏报，又是一阵皱眉。当日，礼部尚书吴轩奏请天子行雩祭之礼。
傅祯以“民之大事在农”为训，不敢有丝毫怠慢，甚至下令京兆府的群臣斋戒三日。八日之后，皇帝告庙，这期间，太常寺早已根据太史局所言，在皇家功德寺大荐福寺设了祭坛，又忙不迭地备好祭祀的物品、进献的食物等。又过两日，乃正祭当日，皇帝步行至大荐福寺，更换祭服亲自祭祀，祈求上苍早降甘霖。之后，皇帝又返回太庙参拜，至此方礼成。
大约是天子的诚意足够感动上苍，雩祭之礼后的第五日，京畿之地就下了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百姓为此于各个庙里参拜，深表忠诚恭敬之心。
关中的禾苗得以滋长，这原是件喜事，可众人尚未开心几日，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起了蝗灾，眼看着一个不错的收成，突然间成了泡影。
往往前一年是暖冬，第二年就易起蝗灾。然而嘉定九年的这一场蝗灾属实吓人，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处处可见成群的飞蝗，乌泱泱一片，连日头都被遮住了。蝗群所到之地，禾苗被立刻啃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河南河北以及山东等地的百姓为了消灾求福，个个拿出诚意来烧香求神，甚至早些年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还特意建起不少蝗神庙，诚心祭拜的百姓几乎踏破了庙门坎。
蝗灾却并没有因此消除，反而受灾之地越来越大，尤其河南之地蝗灾严重，而山东已经出现了赤地和饿殍。地方官员不得不含泪写下奏疏，送往长安，几日之内，政事堂险些被这些消息淹了。
这日宣政殿例行常朝，众臣议论解决之法。
中书令裴翊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提纲挈领在前，具体之法在后，天子预览之际，他又冲出席常朝的官员简单言明，说蝗虫属实是一种害虫，供奉祭拜蝗神庙并不足以消灾，需得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方不至让灾情扩大。
傅祯看罢奏疏，尚未说话，已有太常寺的官员站出来反对，表明蝗虫过多乃是天灾，非人力可抗，要消蝗灾，唯有当地官员积德行善。那蝗虫不计其数，如果扑杀，必会伤和，得罪上苍，再降天灾，后果不堪设想。
支持裴相公观点的户部官员又说，依太常官员所言，灾地官员若德性有亏，有此灾难倒情有可原，可大卫教化万民，各地皆有廉洁吏，正直臣，他们所辖之地也受此蝗灾，造成饥荒，这又是何道理？可见蝗灾并非是上苍降下的天灾！
太常寺的官员不愿顺着这话继续反驳，反而是说，历来蝗虫过境，从来没用过扑杀之法，若依裴相公所言，冒失于灾地推行此法，只怕会引起慌乱，届时不便控制，或许比之蝗虫过境还要严重。
这话一出，户部的官员不免恼火，更有被太常寺这群只知道祭祀的同僚气个半死之人。太常寺的这群官员每逢祭祀时那是能各种祭品手到擒来的，哪里知道去赈济灾民时调动粮食有多困难！站在国家名堂之上说得如此轻松，简直无耻！
尤其是户部官员，他们才整理好了皇帝高压催促后的括户户籍，转眼就要看着山东、河北和河南饿死一大批人，他们不烦躁才怪！他们顾虑杀虫太多伤和气，那饿死数以万计的百姓便不伤和气了吗？
户部官员说得急切，几乎带出了沫星。
裴翊倒是心平气和，又说，变则通，通则达。如果做事只讲旧法，必不能长久。何况现下已有荒地和灾民，那更说明靠参拜蝗神的旧法不可取。而山东造成的灾荒，正是因没有有力扑杀蝗虫所制。
这时司农寺的官员也站出来说，现下河南河北两地积存粮食不多，如若再因今年蝗灾颗粒无收，造成更为严重的饥荒，或可使一国危！
反对之人当即说这是危言耸听。
双方有争议，继而有争执，以致殿中侍御史不得不提醒，请诸公注意官仪，万不可在御前失礼，众人这才重新站好。
御座上的天子的确为此感到不安。然则裴翊之法在这之前并未用过，傅祯难免犹疑。
常朝尚未有定论，午后傅祯又于延英殿召对。有裴翊和郑得在，其余几位相公自然都更倾向于扑灭之法。
裴翊却也看出皇帝的顾虑，便又请求皇帝由他处理此事，万一有乱，他愿革职以谢天下！
由此，傅祯才准了他的奏疏。
于是，裴相公给灾地官员下了一道令，命百姓于夜间在田间燃起火堆，待蝗虫见光飞来便集中扑杀，另在田间挖沟，边打边杀。
虽有中书令的命令传至灾地，可受灾严重的汴州刺史依然认为蝗虫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