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从三月八日持续到三月十四日，考试期间联大还公布了申领贷金通过同学的名单，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们都在告示栏的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领到了雪中送炭的“七块钱”。
自三月十五日开始，期末考试的成绩陆续公布，到三月二十日悉数公布完毕，贺础安的成绩不出所料，各科都是班里的第一名，诸如郑天挺先生所授的“明史”、雷海宗先生所授的“西洋中古史”等历史系专业课的成绩皆为八十分以上，唯独英文稍逊一筹，只得了七十二分。
胡承荫自从个旧回来之后，在专业课上很是下了一番苦功，成绩也不赖，潘光旦先生所授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得了七十九分，陈达先生所授的“劳工问题”得了八十一分，李景汉先生所授的“社会研究法入门”得了七十七分，虽然没有贺础安那样突出，但总在七八十分上下。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陈确铮的成绩，他的英文十分优秀，考到了八十八分，然而几门专业课的成绩却都差强人意，冯友兰先生所授的“中国哲学史”得了七十分，贺麟先生所授的“伦理学”得了七十三分，汤用彤先生所授的两门课得分尤其低，“魏晋玄学”只得了六十六分，而“印度哲学史”竟然只得了六十二分。
楚青恬的成绩门门优秀，其中吴达元先生所授的法文（二）楚青恬竟得了极高的八十六分，对于外文系的学生来说，吴达元先生可谓是极为可怖的存在，他的教学要求十分严格，只要能及格不重修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得高分简直是想也不敢想。梁绪衡虽说已经打定主意离开法律系，转向地质系，她却并没有放松专业的学习，各科成绩仍是班里的佼佼者，给自己法律系的最后时光画上了完美的句点。而廖灿星身为大一学生，在选课上并无太多自由的空间，所修课程皆为文学院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包括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体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逻辑学、哲学概论，除了体育不计学分之外，其他几门她都考了八十分以上。大一新生还被要求选修一门自然科学和两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选修课廖灿星选了“普通生物学”，因为有池撷清送给她的教材和笔记，她最后得了八十四分的高分，为自己在联大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牟光坦偏科十分严重，而且是典型的“不务正业”，虽然不至于重修，可法律系本专业的成绩都差强人意，燕卜荪教授的“现代英诗”却得了九十分的高分，而张奚若先生所授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却只得了六十分，险些没有及格。曹美霖之前战战兢兢自己商学系的几门专业课要重修，最终成绩出来，都刚好低空飞过，自然欢天喜地。
考试结束后，不管考得好赖，对于联大同学们来说，紧张的学习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虽然春假要到三月二十二日才算正式开始，但同学们都早早松懈了紧绷的神经，开始自己找乐子了。家境优渥的去参加美国教会圣三一堂组织的西山三日游，或者坐火车去更远的路南县看石林美景，没什么钱的跑去大观楼，在草海里游上一天，也是很好的娱乐。
胡承荫没有玩乐的闲暇，考试一结束，他便踏上了去往呈贡的火车。
出发的那一天，胡承荫跟陈达先生约定在昆明总站汇合，他轻装上阵，早早便干脆利落地收拾了一个小包裹，包里除了一台相机，只有一些书本和简单的衣物。
车票买在早上八点半，虽然胡承荫只把出发的时间告诉了陈确铮和贺础安，可当“三剑客”一起踏出宿舍楼的时候，还是在楼门口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梁绪衡、楚青恬、廖灿星、曹美霖、牟光坦，还有七八个社会学系同班的同学们，足有十好几个。
胡承荫不由得眼睛一热，扭头哑着嗓子“抱怨”一句：
“你们两个大嘴巴！”
陈确铮两手一摊：
“我俩嘴再严也架不住这帮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啊！”
贺础安更是理直气壮：
“这可怪不着我们，还不是因为你之前玩失踪给闹的！行啦，别感动啦！再不走要来不及啦！”
滇越铁路由法国政府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始建，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日竣工，四月一日全线通车运营，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昆明的老百姓想要坐火车，一定要走上五六里地去东南城郊的“滇越车站”（又称“云南府车站”）。一九三八年在东北城郊又修建了一处新车站，命名为“昆明总站”（一九四一年后改称昆明北站），对于校舍在西北城郊的联大师生来说，大大缩短了去车站的距离，便利了他们的出行。
如今胡承荫和同学们坐火车不必再走一个大大的对角线，他们浩浩荡荡地从大西门进城，之后一路向东，走过文林街、北门街和圆通街，从小东门出城，走不多远便到了昆明总站了。
因是新建的车站，两层法式的黄色小楼鲜亮得耀眼，正中央的钟楼又给这个可爱的建筑平添了一丝庄严。
时间尚早，月台上的人不多，造型稍显憨笨的JF51机车在米轨的轨道上呲呲地冒着白气，胡承荫他们到得有些早，离开车还有一阵子，陈达先生也还没有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