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亩、开荒获得的田四万七千多亩。土地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其他人的捐献，接受捐献的田一万四千多亩，其中原锦衣卫都督田尔耕捐献了七千多亩，占了一半。这样屯田一共十八万三千多亩，买来的田占据屯田总额67%以上。
田尔耕本来因为牵连进阉党案被判了死罪，崇祯从董应举处了解到他捐田的情况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先回家反省，甚至想要将来或许可以再启用。这事也引来一些东林系的官员奏疏攻击，不过最固执的一批人已经打发去了东江镇，剩下的这些人也没有掀起大风浪。
董应举说在天启三年和四年这两年中，花费屯田的本钱是两万六千多两，得到的相应收益折银六万四千两，对应实际粮食收获每年三万几千石粮食。这个收益是和雇佣的佃农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分配的结果，朝廷获得30%收成，佃农获得70%，也就是民间田租的下限市场价。这笔钱扣去成本后利润三万八千两，平均每年一万九千两。缴纳赋税和其他杂项开支以后，还有盈余用于救济辽东难民和输送给朝廷。而且越往后，屯田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董应举屯田只是北方最差的下等田，亩产只有半石多粮食。后世学者的研究结果，明代亩产南方平均大约四石粮食，最高的广东亩产原粮约十石，北方平均亩产原料约两石。
按董应举屯田的数据估计明朝的农业税收入，《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年耕地面积是1226万4291顷，一顷一百亩，就是12亿2千600多万亩，到崇祯年间就算有所缩水，算土地减少三亿多亩，还有九亿亩，也是董应举屯田十八万亩的五千倍。
按董应举的30%地租算成税收，农业税每年也有约一亿两。而南方的亩产远高于北方，经济作物的收益又远高于粮食，真实收入肯定还远高于这个估计数字。如果不折银，按收实物粮食算，朝廷每年至少可以征收到1.5亿石粮食，足够养五千万人。拿出两千万石来，供应百万大军都绰绰有余。这才符合明朝这样领土和人口大国的农业水平，近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秦赵加起来就已经能供应百万级别大军，不可能明朝反而不行。
就算按最低数据估计，全国平均亩产原粮加工后获得的粮米为一石，朝廷也可以征收到2.7亿石粮食，可以供应九千万人。天灾影响往大了算，即便五分之一国土面积受灾，粮食没有收成，也还可以征收到将近2.2亿石粮食，供应七千两百多万人。按总人口三亿算，也算五分之一人口受灾，朝廷救济加民间捐助，也足够救济六千万灾民，还有多余粮食供应军队。实际情况灾害规模也不会到这么夸张的地步。
按明代的农业水平，即便农业税真的能落实10%的水平，即使其他税收为零，应对天灾和战争也可以过关。如果农业税能提高到20%或者30%，当然更没有问题。只是历史上明朝不仅商业税微不足道，真实的农业税也一样太低。
第二天崇祯和沈飞接见了董应举，本来是按上次董应举介绍的情况和崇祯的估算，是打算商量提高农业税增加朝廷粮食控制力的具体方案，没有想到董应举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他认为目前农业税可以全免，让崇祯非常意外。
董应举说上次和崇祯会面商量了以后，他本来也认为确实可以大幅增加农业税和朝廷掌握的粮食数量，但是他拜访了课税提举司总提举茅元仪以后，知道了商业税可能达到的规模，就改变了看法。如今的工商税项目如果能如数征收，一年可以达到一亿两千万两，这样的巨额收入已经足够辽东战事和其他各项支出，不必再收农业税了。
崇祯皱眉，董应举也知道征收农业税不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是让朝廷掌握粮食，需要粮食时直接调用，不必临时花钱买粮让商业赚差价，甚至出现紧急时花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又补充说，不征收农业税也可以让田主运粮。
可以效仿开中法，运输粮食到官仓的人可以由官府发出引票，上面注明金钱数额。用这种引票可以到当地课税提举司兑换票面银两，或者持有引票经商可以免除票面金额的税款，这样有利可图，足够鼓励田主和商人运输粮食到官仓。小户人家缺少运输劳动力的，可以把粮食卖给上门收购的粮商，再由商人运输给官府。
崇祯一直沉吟没有说话，董应举又继续说出几条见解想说动崇祯。提出治国要宽严相济，如果一味严苛难以持久，商税收入已经有这么多了，再严征农业税，从农民到商人都会有怨气，一时可以压制不满，被一人煽风点火也难保有些地方不发生变乱。
免除农业税，也可以使农民心存感激，成为新政的支持者。商人有不满也没有办法，还可以借乡里的农民监察本地商人的情形，主动帮助课税提举司举报打击工商业偷税漏税的情况，对征收商税还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