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天启年间内帑用于军饷早就超过千万两，剩不下多少了。而且收税对象是一些富商，他们平时生活豪奢，在国难时出点钱也没有不妥。
听到了这里，沈飞已经基本确定老者就是临时代理宣传部长汪汝淳了，内帑算帐已经几乎用光是现代网络才有的结论，在明代除了极个别知道宫中内情的人，大部分书生的想象里就是无穷无尽的。另一个书生说富民财产都要被朝廷劫夺，贫民更保证不了安全。养兵就是为了护民，如果劫夺百姓财产养兵，和养千万盗贼一样。聚敛盘剥逼百姓作乱是抱薪救火，没有未外患先起了内乱就完了。
老者指他们四个人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军中连日露宿野外饥寒交迫，饿得头昏眼花上阵拼杀的情形。旁边一个参加过浑河之战，后来在广宁失陷之战时断了一臂，成为残疾人退伍流落到京城的老兵出来证明老者的话。老者说刚才那个书生说如果朝廷收些钱财民间就要作乱造反，那九边各镇二十多万边军早就全部造反多次了。反问如果多收些税百姓就要反，天下会完，后金建虏占领辽东敲骨吸髓，把民间财产收刮干净，辽民生不如死，建虏怎么没亡？
对方说大概是辽民反抗也打不过建虏。老者同意，说如今可怕的不是民变民乱，是兵变兵乱，如果担心民乱任凭士兵缺饷发生兵变才是抱薪救火。对方质疑是否只要供养军队就可以不管百姓的命了？老者说建虏虎视在侧，先保证军队供应正是重视百姓性命。只要朝廷不乱，在朝廷主持下收税还有规章制度约束，有各级监察机构和民间生员监督。如果军队变乱，朝廷危亡，建虏杀进内地不可能和建虏讲道理。在建虏大屠杀之下，才是百万性命顷刻就没了，那才会命如草芥。辽东沦陷，被屠杀的辽民何止百万。
对方又说如果收税太多，百姓造反，天下变乱，外虏也会趁乱杀入内地。老者说如果收税太少，朝廷没钱发不出饥兵的军饷，发不出饥民的救济，饥兵饥民没有了活路才会造反引起大乱。造反不是加税逼出来的，历代都没有明朝那样商税轻的，即便农业税也还是太轻，南方不过十分之一，北方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元末张士诚占据江南一地，养战兵三十万，还有开河修城无数耗费。还养大量贵人，土地被张士诚亲信大量兼并，这样征税治下农民都没有反。陈友谅占据湖广江西，养兵超过六十万，这样收税农民都没有反。元末残破环境下，一方割据者都能维持那样的兵力，不可能现在明朝的人口土地维持的兵力还不如元末。
明朝现在这样的税负，都是经常拖欠，拖得久了官府往往一笔勾销，官场风气，严格征税，酷刑逼勒税收的会被舆论攻击成酷吏，名声扫地，以后被排挤弹劾，丧失政治前途。纵容百姓逃税的会有宽大仁爱美名，被舆论称赞推荐。有地方出现灾害就会减免税收，如果在灾区大量收税肯定会被弹劾成为众矢之的。
对方又疑问，如果农业税不重，为什么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弃田卖田，不愿种田背井离乡。老者说农业税不重，可是比起商税还是多得多，重田辛苦难以致富，商税极轻又更容易暴富，看到别人弃农从商暴富发达当然会眼红。张居正一条鞭法以后，丁税也计入田税，农业税比以前更重，商人税收更少，弃农从商者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要增加农业税首先要对商人征收重税，才不至于让更多人弃农。
对方说现在商税一年已经有三百多万两，还要怎么加重？万历时只征收矿税一项就搞得鸡飞狗跳，怨气冲天，再加重税就没有安宁的地方了。老者大笑说三百多万是包括盐税再内，扣除盐税真实的商税不到一百万两。
何况三百万两也微不足道，自己就是商人，知道明朝商人豪富的内情，万历时于慎行记载“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就是屠夫卖酱卖酒的小商贩就有千万财富。一个商人一次去松江买布就携带几十万两白银，山西平阳、潞安的商人没有几十万两银子的资本不敢说自己富，盐商海商家产百万的更多。明朝一年三百万两银子的商税只怕还不如一个富商的家产多，一国还不如一人。万历时收的矿税一年也就五十多万两，还不如两个布商去一次松江买布带的钱数，把这当所重税是井底之蛙。
对方说朝廷征税，经过下面的层层操作，怎么知道会不会放大十倍？老者说放大税负或许有，但是不会像对方说的这么夸张，历代都要收税，如果都是这样，那税收都像明朝这样少得可怜了，实际上根本不是。明朝生员秀才可以公开指责非议县令，下级官员可以公开抨击上司，朝堂上言官也可以随时公开指责皇帝并印在邸报上，大街小巷都可以议论皇帝过失，清流舆论的威力让大小官员都害怕。即便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对他的抨击也从没断过，才有苏州百姓群情激愤，击杀缇骑，殴打巡抚。
历朝历代，包括西洋各国，舆论的威力都没有明朝近百年这样厉害，他曾和传教士交往，听他们说现在西洋各国下级不敢抨击上级，小民不敢议论官员贵族，领主盘剥佃农更是没有限度，有不少地方还把农夫看成领主的私产奴隶，随意打杀不受法律制裁。各国收商税更穷凶极恶，传教士曾德昭告诉他，在欧洲穷旅客经过税关要遭受凶残的搜夺，随身推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