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 古今没有新鲜事
刘升想了想道：“就叫做‘御选科’吧，御极之御，可让考生知道朕对这第四场考试的重视。至于考试时间，便定在九月初一吧。”
御选科？
钱谦益听了心中一动，知道这第四场考试大概才是刘升真正期望的科举改革方向，只不过如今不易大改而已。
于是打定主意，礼部一定要将这第四场考试搞好。
接着，刘升又跟李长文、钱谦益继续商议关于乡试的其他问题。
比如说，大明乡试各省考题是不一样的。
因为乡试考题一般都是由主考官出，而主考官在万历年以前，只有南北直隶乡试主考官由朝廷中枢派出，其他各省主、副考官一般都是各省提学和巡按御史。
从万历年间开始，各省乡试主考官也由朝廷派六科给事中或礼部主事负责。
由此可见，明朝是在向全国统考慢慢发展，将各省乡试权利渐渐收归朝廷中枢。
大崋如今治下有七省之地，彼此相距并不算远，且都有水路通达，于是刘升便决定统一七省乡试考题。
至于以后大崋一统天下后怎么办——那时自然会有更通畅的官道，乃至铁路，让交通变得更加快捷。
同时，提升驿传体系的效率也在刘升计划之中。
甚至在将来还会用上电报，另传讯变得极快。
总之，国家领土广大以至于交通、传讯不便对于统考的影响，在将来的大崋将会大大减小。
当然，统考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考题更容易提前泄露。
但这类问题本就难以彻底杜绝，只需做好有效防范就好了，不能因噎废食。
确定七省统考之事后，接下来要确定的便是各省举人的录取人数。
在明朝，各省乡试录取名额是不一样的，各省录取多少，皆视情况而定。
一般而言，南北直隶较多，科举发达之地相对较多，科举不盛之地名额相对较少。
但对考生个人而言，其实跟后世高考情况有点类似。
比如说在科举发达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即便乡试录取的举人名额高出其他省份，但因为考生众多，且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具体到某个考生身上，其在这类省份更难中举。
相反，如广西、云南、贵州这样文教不那么兴盛的身份，虽然乡试举人名额少，但考生也少，而且一般主考官会视当地情况出比较容易的考题。土司出身的考生（少数民族），甚至有加分项！
这样一来，假如一个考生水平固定，显然是在科举不发达的西南省份更容易中举。
不过大明朝廷对此自然也有对策，那便是严禁考生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省份参与乡试。
但这条规矩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尤其是崇祯年间，执行得便没以前那么严格了，多出了一些漏洞可钻。
于是，在这一时期，少数有门路的南直隶、浙江等地考生，便会到科举竞争没那么激烈的省份去参考。
考虑到这些情况，刘升道：“此番朕虽决定七省统考，但毕竟七省文教情况不同，所以举人名额也当不同。
即，各省乡试题目相同，但皆单独判卷、列榜，举人名额也各不相同。
七省中以南直隶科举最为兴盛，人口也众多，此番乡试朕预备给出101个举人名额。三位爱卿以为如何？”
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和列榜是必须的，绝不能因为统一考题就统一排名，关于此事，在明初可是有血的教训。
那便是洪武年间引出会试南北榜的“舞弊”血案。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后，因录取的贡生（相当于准进士）前51名皆是南方人，故北方考生不服，认为这场考试存在舞弊之疑。
当时已69岁的朱元璋虽在派人调查后，得知这场会试并不存在舞弊，真是当年参与会试的北方举子中没几个出类拔萃的，所以凑巧让前51名都是南方人。
可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考生怒气，收买北方士绅之心，还是将其当做舞弊案来办，并与蓝玉案扯上关系，掀起又一场血案，杀得人头滚滚。
事后，他又在夏季亲自主持一次会试，录取的前61名贡生皆是北方人。
自此之后，大明会试分南北榜便成了定例。
所以，李长文三人对各省乡试单独判卷、列榜皆无异议，主要考虑的是各省举人名额问题。
南直隶相当于一个标杆。
刘升将南直隶此次乡试名额定位101人，那么其他各省便可定下了。
钱谦益首先赞同道：“上次南直隶乡试举人名额也不过130人，大崋如今从南直隶分出了淮南省，陛下此番仍给出一百余名额，南直隶生员闻讯必会感念圣恩。”
李长文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于是几个人接着又通过讨论，相继定下其他省份的举人名额。
除南直隶外，其他省份举人名额基本都不过百，浙江91名、江西88名、淮南63名、湖南51名、湖北53名、河南42名。
整体来讲，给各省的举人名额要比大明天启年以前略多。
因为举人、进士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