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国记》中记载：“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弁等，称筑紫太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赉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给予郭务悰正式答复的主管是津守连吉祥，之所以由他负责显然是因为他5年前担任过遣唐副使，觐见过唐高宗，与唐人交涉经验丰富，可以算得上一名外交家，而官位和先前的采女造信侣一样为大山中。伊岐史博德就是之前与津守连吉祥一同赴唐并为后世留下重要史料《伊吉连博德书》的伊吉连博德（本书中成了主角的手下），此次又作为津守连吉祥的副手，后世著名的外交官。前番接待过郭务悰的沙门智弁同在接待人员之列，带有引导者的意思。
3位接待使向郭务悰、祢军等宣布了大和朝廷的旨意，但是却谎称此乃筑紫太宰的答辞，这是的筑紫大宰正是闻名海东的水军大将安倍比罗夫。旨意称，郭务悰等并非唐高宗所命，而是百济镇将刘仁愿等私自委派，因此不能构成国事外交规格，倭人拒收牒书物品，也拒绝唐使进入国门，只能口头传递文辞并由筑紫大宰做出相应的私人答复。
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想出如此应对策略可谓煞费苦心，实是一举三得：第一，不使唐使进入，防止其借机窥探倭国内情；第二，不以朝廷名义与百济镇将私使交涉，而以地方官僚筑紫大宰出面，识破了刘仁愿意欲降低倭国国际地位的阴谋；第三，未将唐倭交往之路堵死，其实是暗示如果高宗下诏来访便会得到相应待遇，也是为两国关系和解打了个伏笔。如此一来，刘仁愿等带有恶意的两个意图都没有达成，而安抚及改善外交关系这两项有利于双方的目的得到了满足。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高明的政治策略实在令人叹服，竟然让郭务悰、祢军陷入了被动，唐使和百济送使居然不知所措起来。
十月初一，大和朝廷下敕发遣郭务悰等，这就是说倭人下达了逐客令。当日，中臣镰足遣沙门智祥赐物给郭务悰；四日，又设宴飨赐了唐使和百济使。这些都是为了欢送唐使归国，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改善。可是郭务悰等仍不死心，竟然无视倭国的发遣状，滞留在西海道迟迟不肯离去。这一拖又是两個多月，暂且不提。
与此同时，唐在百济的镇兵却出现了问题，由于府兵制的问题。唐在百济的镇戍兵士是要定期轮换的，即番代。而原先平定了叛乱的老兵在百济已经呆了三年多了，归心似箭，而由于朝廷对大唐对于镇兵的优待大不如前，致使百姓积极性明显下降，富贵多力者皆不愿从军，而官府征发时又缺乏统筹，使得从征军士自办衣粮不足，替换的镇兵不足，这无疑削弱了百济唐军的实力。
是年十二月，倭国朝廷再次下达逐客令，要求郭务悰等人速速离去。《海外国记》载：“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不难看出，这次的文牒与九月份那次内容差不多，但言辞却严厉了不少，显然中大兄皇子已经意识到百济唐军与己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自然态度也随之改变。
王文佐虽然在穿越前并没有过上述那些史书，但他有两点却是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唐军将领们：一、通过舍利子和柳元贞的渠道，他已经获得了倭国抚慰大使的官职，历史上刘仁愿他们那样只能以熊津都督府的名义派出使者，中大兄皇子只需派一个对等文官将其堵在北九州。而王文佐派出的使臣代表大唐天子，中大兄皇子必须让其进京接见，否则就是对大唐不敬。而只要进京之后，各种分化瓦解，拉拢收买的伎俩就用得上了。
其二，由于物部连熊和守君大石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倒戈行为，进入白江的倭人舰队基本全灭，失去了舰队之后，除去跟随安培比罗夫去援助任存山城的数千人，中大兄皇子派来百济一共四批远征军都被迫向唐军投降。王文佐手中有数万被俘的倭兵以及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等熟悉倭国内情，一心想要打倒中大兄皇子的倭国豪族，对于王文佐倭国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也是王文佐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定惠和伊吉连博德请求的原因。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把征服倭国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大兄皇子赶下台，阻止大和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唐代虽然有长安、洛阳东西两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关中地区为核心的帝国，换句话说，唐和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相比，他的政治经济重心是要更靠西北的。加上地理变迁的因素（比如辽泽的存在，辽西走廊通道唐代比现代要狭窄，更容易受海潮侵蚀），河北的独立倾向，唐代在东北方向的最大自然疆界也就是辽东辽南地区、朝鲜半岛北半部。
如果对更遥远的地区进行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军事冒险，即便取得短时间内军事上的胜利，长远来看统治成本也会太高，结果多半是为他人做嫁衣，历史上唐对百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