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对战争做出不可避免的让步，只不过这一让步不是对大明，而是对北方的苏格兰邻居。
罗伯特·达德利伯爵兵败，一路收拢残兵溃卒返还伦敦，宫廷立即启用备用计划。
即修好因爱丁堡条约恶化的苏格兰，合两国之力共同对抗强敌。
修好关系的方法，则是释放被囚禁的英格兰王位争议者玛丽斯图亚特，并依照伊丽莎白的意愿，‘考虑’在百年之后将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苏格兰第九代国王詹姆斯选为王位继承人。
促使英、苏两格兰合邦。
与这一份提议一同提交的，还有女王以狩猎的名义在伯爵的保护下离开危险的伦敦，去往北方。
伦敦是英格兰的国都，收藏着王室建立以来数百年留存的珍宝，也有数不清的城镇遗产。
提交这内外两条计策的人，是女王的私人幕僚，来自大明的杨高。
鉴于他用中国古代唇亡齿寒的故事说服英格兰宫廷贵族，便被女王任命为外交官，去往北方说服苏格兰贵族。
这两条计策，对眼下的英格兰而言尽管难以接受，却确实是最易于执行且富有成效的计划。
英格兰并非无兵可用，只是兵力在北方，匮乏的财政无法召集大军南下抵御明军；至于英格兰王位的争议者玛丽斯图亚特则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
只有英格兰存在，英格兰国王才能存在，倘若英格兰都没有了，那所谓的英格兰王位又算得了什么呢？
换言之只要英格兰还存在，女王就算有再多的王位争议者，至少也比如今的情形要好得多。
劝说女王出城的计划更是不必多说，伦敦城有坚不可摧的城防与数量众多的城镇守军、愿意参加守城的征召市民。
但这无法保证明军不会攻破这座城池，如果女王还在这，一旦遭遇围攻，明军必不留余力的围城、攻城，纵然困兽犹斗，但女王没有子嗣，缺少王位继承人，城破则国灭。
女王留在伦敦，国家危急、伦敦亦是危急。
危难之际恐生是非，正好比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的故事，若女王北去，则伦敦坚城重兵，明军久攻不下，又要提防来自北方的军队，必不会久留。
人们反复揣度杨高的献计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最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们非常信任伦敦的城防，确实认为杨高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千二百年加固历史、拥有七座主城门、数座水门、三座桥门、三层关卡、两座桥门、一座堡门的伦敦不可能被军队从外部攻破。
一旦围城开始，最大的心腹之患便是城内的怀有异心者，他们才会真正影响到女王的安全。
当女王踏上‘北狩’之路，伦敦城由女王的表弟、第二代霍华德男爵、宫务大臣查尔斯·霍华德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留守。
查尔斯·霍华德男爵为女王做出盛大的恭送礼仪，尽量把这一切表现得真的像女王是去北方狩猎一般。
而在另一方面，他有一千二百名城内卫队与三千名经历战争的郊野贵族卫队，同时还动用宫廷发售公债所得国库财产招募到一万三千名愿意参与守卫国都的征召兵。
他们赶制守城器械，囤积大量粮食，把城外百姓统统迁入城内，并用石头堵死了城外所有水井。
势要用尽一切手段，阻拦明军攻势，把应明拖到弹尽粮绝无奈退军。
这不是查尔斯·霍华德男爵第一次历经战争了，十六年前他就曾率军北上镇压反叛的天主教贵族。
在从罗伯特·达德利伯爵那取得诸多关于明军的情报后，他对守住伦敦有很大把握。
三月九日，伦敦城西郊出现了令英格兰闻风丧胆的小旗子和红帽子。
两国之间文化不同、言语不通，历次战争屡败屡战的英军也没有从俘虏那拿到情报的机会，大部分情报都来源于作战实际观看与逃难贵族口述，难免失真。
小旗子与红帽子说的都是北洋旗军，准确的说，指的是旗军的盔枪。
前者是小旗官、后者是普通北洋骑兵，但在英军眼中并没有那么仔细的划分，他们更多时候把小旗子当作贵族，赤棉甲赤铁盔悬黑璎的旗军当作明军精锐侦察兵的代称。
一旦红帽子出现在人们视野里，往往意味着很快这片土地就会迎来明军主力。
除了这两种人，还有被叫做蓝帽子的宣讲官，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蓝甲蓝盔的人是干嘛的，只知道每逢战斗最先杀出的明军骑兵里一定会有蓝帽子的身影，被当作贵族副手。
但是有从温切斯特侥幸撤下的老兵口述，他们在战斗中曾试图用火枪集火一名小旗子，结果把他身边的蓝帽子打落马下。
导致原本几十名结密集墙阵稳步推进的红帽子们发起疯狂冲锋，继而导致他们依照西军方阵编练的整个连队覆灭。
令人怀疑这些蓝帽子可能在军队中担任更为重要的职责，这是个可以利用的特点，为此查尔斯·霍华德专门向城里的火枪手下令，没有接受命令时不要集火攻击蓝帽子。
跟红帽子、蓝帽子这些蹩脚的称呼一样，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明军在英格兰的指挥官全名叫什么，英格兰宫廷文书中一致将应明称作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