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沐是等不到更好的火箭了，只能让殷正茂部下李锡的戚继美舰队先当一次小白鼠，试用之后看看结果。
其实自大明向北亚墨利加的北方航线已经不是一片蛮荒了，至少还是有几个人的，比方说沿岸相隔千里之内必定会有一个小小的百户所，虽然这个百户所可能员额不足、旗军冻饿，也可能旗军本身根本没来过其效力的大明。
比方说麻贵在黑水靺鞨群岛设立了十岛千户所的编制，十个稍大些的岛屿上都立有百户所，军寨、旗军一应俱全，但除了以大明旗军充任的百户、总旗官外，所有旗军都是本地的黑水靺鞨女真，会说汉话的没几个，但他们都知道只要朝廷的船来了，就从冰屋里给他们拿出海象肉煮着吃。
作为回报，每条经过那的船都会留下一些香料，没有香料就送出点别的东西，比方说几匹棉布、五斤火药、三柄佩刀、俩头盔、一面皇明旗或小小的装饰品之类的东西，甚至帮人家起几个汉文名字也是回报。
当然对当地来说最好的是书，别管是话本还是四书五经，乘船渡海的人为了消磨时间多会带上许多书，由于海关对书籍出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能带出的书籍种类拥有严格划分，大多为传统的启蒙书籍、南洋印刷英雄故事、中原流传神话故事或道教佛教典籍，所有功能性书籍哪怕是教怎么种地都不让带出去。
但这依然是极好的馈赠佳品。
徐爵的信没什么重要的，完全就是在和陈沐扯闲天儿拉关系，讲述其此次南行所见所闻。
在讲武堂与讲文院相继出现后，国中闲得蛋疼的乡绅也坐不住了。
这个时代的乡绅和民国时的乡绅不一样，首先要有的就是文化，毕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都搬进城市里，导致地方基层知识分子急剧减少，但这会不同。
士绅通常是一起说的。
人有文化，苦读十年成为万里挑一的秀才，才是正常的士，最不济的士大约就是童生，这是最底的了，士走了仕途，成了官，几十年下来没被同乡刨掉祖坟，官路做的勉勉强强，退休回老家，在乡中广富声望受人尊敬，便成了绅。
一部分人成为绅之后没事干了，岁数也大，有田有闲有宗族，大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社学，让宗族、同乡的小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够改变命运，做人上人。
另一部分人成了绅之后有事干，好为人师，满世界跑着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
但这两年形式变了，广大士绅发现搞教育，好像没有讲武堂、讲文院厉害，人家一年教出好几百人，那是多大的声望、多大的名气——好吧，其实这里面讲武堂是赛驴公下意识加进去的，实际上广大士绅并没发现讲武堂有多优秀，尽管属于一个系统，但影响力显然不及徐阁老的松江讲文院。
尽管人家一期讲文院学子今年科举进士总共就仨人，徐阁老原本以为二百多个学员少说不得占上一百个进士，结果就仨，那仨人本身还是在家苦读十年才进讲文院的学子，但那是因为偏科，其实讲文院的学员考的都还不错。
现在讲文院又加入了六科必修的台阁体写作与策论课程，徐老爷子是铆足了力气要争一争科举进士率的。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两京十一三省大量专科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大多数乡绅办的学院也是与讲文院相同，多由地方士绅联手，以一府冠名办学。但还有些士绅的才华并不在科举，尤其一些信奉‘百姓日用即为道’，大量有学识的士绅投身于先学习、再教学的事业里。
比方说爱逛窑子的士绅，与扬州巨贾合办了扬州府伶人院，老不休的士绅们亲自担任教习，教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各式乐器舞蹈，直接为瘦马妈妈们手下的姑娘提供了高级进修渠道。
还有人搞了苏州府匠人院，请了大匠，有教授冶铁的、有教甄别制作珠宝的、制陶的烧砖的、甚至还有请来建筑名家教盖房子，为时人所笑。
总之乱七八糟，都学着讲文院的样子设定科目、学期，有好的也有坏的，既有免费教学完全奉献或者说以此为乐的，也有收费特高一点儿都不着调的。
当然更多的是一般般，不好也不坏，陈沐比较看好这些学院。
不过他并不是非常在意这件事。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科大学由汉灵帝创办于东汉光和元年，名为鸿都门学，开设辞赋、、尺牍、书法、绘画等艺术课程，收录平民子弟皆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
没有东汉末年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
他们这帮明代老土帽儿才哪儿到哪。
士绅们有个正事干挺好的，别管他们做的好不好，陈沐知道，早晚大浪淘沙，留下几块真金。
能将个人奋斗融入并推动历史进程，坐在北洋军府校场树荫下攥着书信的陈沐只觉得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不过他更在意的是徐爵书信中最后一段所提及的两件事，不在十三省，就在北京。
这段日子以来朝廷每日上朝，皇帝虽未亲政，却天天上朝，李太后对此没有异议，这在朝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因为就张居正过去考虑到皇帝需要注重学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