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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敬忠臣，敬义士，然忠臣义士又由谁来定呢。
魏公公曾跟东林党出身的“大秘”、任职《皇明日报》总编辑的黄尊素说起过忠臣义士，当时他老人家于黄尊素言道：“忠臣义士者，自古都为读书人来定。读书人定他为忠臣，便是奸的也是忠的。读书人定他为奸臣，便是忠的也是奸的。”
黄尊素认为魏公公此言有所偏颇，言称忠臣义士乃百姓公定，可不是读书人就能定性的。
大意就是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吧，读书人哪能颠倒是非，做到蒙骗世人百年、千年呢。
魏公公嗤之一笑：“百姓非民也，何能定忠奸？那忠臣义士的事迹历来只见诸于史书文字，百姓有何资格论春秋？概读书人定一切也！”
黄尊素听后，细细琢磨倒也是那么回事。
百姓所知忠臣义士事迹，不都是由那史官，由那文人墨客所记录的么。
谁能说这些史官墨客们不会因一些特别原因颠倒是非，将忠说成奸，将奸说成忠呢。
便是有那良心的文人直笔秉书，可若无魏公公所说的“话语权”，其所记载便成了野史，不足为信也。
马士英就是这么一个被颠倒了的忠臣。
弘光元年，南都勋贵大臣降清，清军入城之后，礼部主事黄伯端自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伯端不降”。
清军将黄伯端拿下，伪王多铎亲自审问，问黄道：“你认为弘光帝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伯端扬声郎言：“我皇帝圣明！”
多铎略惊，复问：“你朝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伯端哈哈一笑：“阁臣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再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伯端正色道：“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
言毕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勋贵赵之龙等人道：“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黄伯端所言，道理明白。
谁降清，谁奸臣；
谁抗清，谁忠臣。
然而公公前世，抗清殉国的马士英成了大奸臣，常在各种文学作品跑大反派的龙套，这是为何呢？
答案便是读书人定忠奸。
又如眼面前这个才三十岁的户部福建司主事杨嗣昌，不但是大忠臣，更是明末难得的统帅之才，其才能远比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强百倍，可为何最后却也落了个奸臣的盖棺评价呢。
故而魏公公又于黄尊素道：“看待一人是忠还是奸，万不能只看文字，而要看结果。”
看人，就得看结果！
马士英殉国，就是忠。
杨嗣昌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部署“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能够清晰的认知明朝所处的两线压力，主张对清议和，以求攘外必先安内。
无论是实际部署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其主张的对清议和，都是切中实弊，切实有效，能够真正解决崇祯朝大问题的。
最后，其更是死于前线，这就是忠臣，明明白白无误的大忠臣！
魏公公眼里，忠臣也分三六九等，最下等的忠臣只知事到临头一死谢君王；中等的忠臣事到临头知道修修补补；上等的忠臣便是竭力要力挽狂澜的。
马士英属中等忠臣，杨嗣昌就是上等的忠臣。
从能力上讲，马士英也就是个市高官的才干；杨嗣昌嘛，说他是参谋总长加国防部长都是贬低了他，总理加军副加三军总司令才恰当。
毛士龙能把这两人拉来西山，说实在的，魏公公真是的打心眼里高兴。
他知道毛士龙接触过杨嗣昌，但他不知道马士英竟也会“浮出水面”。
这个弘光朝的首辅应当是在明年和阮大铖一起参加会试，从而结下了深厚友谊，最后双双落了个大奸臣的名声。
不过也好，马士英愿意来西山，说明他认可魏公公所提倡的维新精神，这便省得公公再暗示阮大铖明年拉拢他了。
“魏公，有关殖产兴业，维新强国，学生还有诸多不明，内中也觉有很多不妥，却不知魏公能否为学生释惑？”马士英虽只是举人功名，但胆子显然比较大。
“不叫释惑，叫共同探讨嘛。”
魏公公示意众人坐下，笑呵呵的便和大家伙一起就殖产兴业的具体内容和可行性展开了讨论。
讨论很是激烈，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加强国有工矿和清丁的问题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争执。
起初，众人还担心他们的争执会让魏公公不快，但发现魏公公非但没有不满，反而还从怀中摸出小本本一一记录大家的发言，时不时的还点头赞赏，鼓励大家就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实际情况对殖产兴业的可性行提出意见和补充，这便让屋内的气氛放的更开了。
在程正己和杨嗣昌就废除各地关卡这一问题探讨时，阮大铖突然将手中一直捏着的厚厚一叠纸稿悄悄递给了魏公公。
魏公公接过一看，原是一叠传奇稿，书名《平倭英雄榜》。
“学生想将此书在《皇明日报》发表，又怕学生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