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阁老是什么病？”赵瀚问道。
名医张璐回答：“外感风寒湿邪，周身经络不畅。此为痹症。”
“说人话。”赵瀚没好气道。
张璐蹦出两个字：“风湿。”
赵瀚又问：“很严重？”
张璐回答：“膝盖和脚踝的骨头已变形，痛得无法下地，须得长期治疗安养。”
“知道了，”赵瀚挥手说，“你们尽心治疗吧。
张璐拱手告退。
赵瀚埋头看着宋应星的辞职信，顺手批复两个字：不允。
不允是假的，但得三请三辞。
紧接着，赵瀚又给宋应星加官，加的那种荣誉虚衔。这是在给宋应星退休做准备，辞职一次，就加官一次，正式退休时能够荣归故里。
宋应星即将病退，费纯正在丁忧。
还有个萧焕，已经丁忧一年半。萧焕最开始搞情报，接着掌管十多年刑律。入阁之后，也多负责律政，旧法的修订，新法的出台，这些事情他最懂。刑部把方案交到内阁，主要就是靠萧焕来审核，首辅和皇帝负责最终拍板。
赵瀚继续批阅奏章，却是张国维的奏疏，请求追加200万两银子，修建安山湖的堤坝和闸口。
张国维对黄河人工改道，有一半的河道路线，跟几百年后的黄河不一样。
后世的黄河，在兰阳(兰考县)突然折向东北，那是因为铜瓦厢决堤造成的。
铜瓦厢决堤，既是天灾，更是**。
清朝沿袭明朝治理黄河的思路，为了保住漕运，年年在北岸筑堤，迫使黄河流入淮河。黄淮河段，泥沙大量淤积，导致黄河的河南东段常年决口，每次决口都是增筑堤坝，饮鸩止渴死保着漕运。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初年，铜瓦厢附近就决口了。当时河床还不高，于是堵口筑堤，日积月累，成为险工。到乾隆末年，情况更加恶劣，已经堵不住了，只能在中段放水泄洪。到嘉庆末年，情况危险到极点，每年都得砸银子。
直至道光年间，这处黄河险道，已成贪污的重灾区。朝廷年年拨款治理，真正用于工程的资金，却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超过90%的银子被贪污了。
贪污且不说，如果哪年洪水不来，官员就主动扒堤决口，淹没北岸无数村庄，趁机向朝廷伸手要银子筑堤。
年年筑堤，却年久失修，黄河在此大决口，又恰逢太平天国，满清朝廷直接摆烂。
淹就淹呗，咱躺平了，黄河爱怎么改道就怎么改，渐渐形成了几百年后的黄河水道。
大同新朝面对的情况不一样，铜瓦厢此时并不危险，真正危险的是黄陵冈一带，从明代中期这里就各种决口。
于是张国维就在黄陵冈引流，将潍水(赵王河)的河道拓宽数倍。今后黄河主干道，就流经曹州(菏泽)、郓城，汇入安山湖与大运河相交，继而在东阿的西边，跟大汶河、广济渠合而为一。
安山湖就是后世的东平湖，但比东平湖的面积大好几倍，一直延伸到梁山那边。
而广济渠，就是金堤河。
张国维这么一搞，聊城到济宁的大运河，就将被弄得乱七八糟，夏天洪水爆发很难再行船。随着时间推移，泥沙淤积严重，那段大运河可能会彻底废掉。这也是明清两朝，不愿黄河改道的原因所在。运河一废，漕运咋办？
另外，黄河汇入安山湖，数十上百年之后，湖泊面积不断壮大，极有可能重新变成梁山泊！
整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跟几百年后的黄河相比，只有从河南到东阿的河道不相同。此后就一模一样了，都是在东阿境内，借道大清河流入海洋，今后肯定没有大清河了，大清河从此变成黄河下游。
大运河还是极为重要的，张国维这次上疏要银子，就是想在安山湖南北，构筑多级堤坝和闸口，尽可能避免黄河漫灌到运河里。
一开口就是200万两！
还有别的资金投入，曹州州城(菏泽)和东阿县城，都得避开黄河而搬迁，两城稍不注意就要变成黄泛区。(几百年后的东阿县城，就是黄河改道搬迁过的，位置跟此时隔得老远)1
搬迁重建两座城池，得砸进去海量白银。在加上黄河工程，总预算绝对超过1000万两。
“这张国维讨要银子，还真算准了好时候啊。”赵瀚无奈叹息。
内阁给出的意见，是让张国维暂缓两三年。先拨一部分银两，令其做好准备工作，等财政宽裕之后，再追加银两彻底完工。
赵瀚提笔写下批示：着令大同银行，贷银200万两给工部，此贷款专用于黄河治理。
国库虽然钱不多，但大同银行有钱啊，它吸纳了不少民间资金！
明代的钱庄，最初主营银钱兑换，渐渐就开始吸纳存款了，其储户类型有三种：官员(私人存款)，商号(公司存款)，会社(集体存款)。
官员和公司存款很好理解，会社就是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复社的集体资金，放在谁手里都不合适，那就干脆存到钱庄里。
至于乡下大地主，懒得存银行，直接挖地窖埋银子。
大同银行自然也有存款业务，而且越来越多的小市民，开始把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