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蒜皮的小事。
本来早就想敲打长州藩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收到毛利氏的上书后，与老中们稍加商议，便做出了明显不利于长州藩的判决，以此打击对方的威望和声誉。
不过，这个事件最终却引起了两藩对该松树所在领界的争执，在一番沟通无果后。长州藩家主毛利吉元向幕府上书，要求以对本家不敬的名义，严厉处置德山藩，并将争议的河坝土地判给长州藩。
在德川吉宗看来，幕府的这个手段可谓绝妙，可以直接在毛利家中引发基于德山藩一系列冲突，在未来几年内，必然能将毛利氏折腾得够呛，免得再这般扎刺，挑衅幕府权威。
德川吉宗实施的内政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随着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逆差，贵金属持续外流，再加上元禄时期的物价普遍上涨、灾荒频繁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财政长期陷入危机当中。
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针便是“增入减出，开源节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齐国紧急借贷五十万元，从朝鲜、吕宋、安南等地采买粮食外，还趁机发布“上米制”，即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需交给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也被缩短一半，以此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
同时，幕府发布“俭约令”，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藩国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该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仍有不少藩国大名继续维持着他们骄奢豪侈的生活。
更让武士阶层为之欣喜的是，德川吉宗还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不仅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还仿齐国和北明模式，建立了一支全火器化的新军，部队规模超过六千人，极大提升了幕府的军事力量。
故而，面对长州藩可能存在的武力反抗，经过一番颇具成效的改革，幕府不论是从财力上，还是在武备上，都有充足的把握，可以将其轻松平灭。
甚至，将军德川吉宗对此还有几分期待，正好籍此机会没收毛利氏的长门和周防两个郡国的领地，杀一儆百，警示国内所有潜在的反抗势力，为后期谋划的“撤藩立县”铺平道路。
负责新军事务的若年寄泽田信弘向将军德川吉宗建议，提前派出两千名新军大铳部队进驻大坂，若毛利氏真的敢于抗命不遵，便可作为幕府军先锋，朝长州藩快速挺进，为后续幕府大军开路。
作为老成持重的辅政老中，水野忠之考虑的更加深远。他认为，长州毛利氏胆敢这般挑衅幕府，肯定必有所持。
要知道，长州藩领地的旁边就是被齐国人占据的下关。据悉，自从毛利吉元成为长州藩家主以来，就积极改善与齐国人的关系。在近十多年时间里，双方贸易往来不断，将无数的齐国商品转卖至内陆地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长州藩还通过走私渠道，从下关地区偷偷采买了许多火枪和火炮，积极发展藩内军备。水野忠之有理由认定，毛利氏肯定跟齐国人有所勾连，说不定他们之间还建立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军事合作关系。
此次，毛利氏拒绝幕府的裁决，驱逐将军派去的裁判使，还出动藩军攻破德山藩，其背后有没有齐国人的怂恿和鼓动呢？
一旦，幕府与长州藩发生武装冲突，齐国人又会秉持什么立场？
虽然，延宝之役（即第一次齐日战争）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幕府上下依旧对齐国忌惮不已，轻易不敢得罪这个南方大国。
不要以为，齐国远在汉洲大陆，距离日本超过一万里，似乎看起来直接的威胁很小。但实际上，齐国离日本并不远，甚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齐国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了琉球王国，还在该地区设立总督区和琉球舰队总部，驻扎海陆军超过一万人，一艘艘强大的战舰频频游曳在日本诸岛海域，像一把利剑直接抵在日本的腰腹之间。
更不要说，齐国还占据了日本西南方的下关、壹岐岛以及平户岛三处关键要地，可籍此随时干预日本国内局势。
更让幕府畏惧的是，齐国不仅自身军事实力强大，它身后还跟着一大串“蚱蜢”，北明、琉球、吕宋、卫国、苏禄、顺国、谅国、占城、河仙等诸多同盟和藩国，还都比较能打。在战时期间，必然会履行藩属和同盟义务，随同齐国一窝蜂地扑过来。
典型的就是，“单挑是你一个人打我们一群人，群殴就是我们一群人打你一个”，这种极不讲理的神逻辑！
要是跟齐国同宗同源的秦国也应齐国所请，出兵攻打幕府的话，那就更没法活了！
故而，为了探明齐国人对幕长之间的纷争，水野忠之受将军德川吉宗所托，冒着大雨磅礴，拜会了齐国驻江户公使。
然而，一下午的会商过程中，尽管那位齐国公使为水野忠之煮茶品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