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已经证明皇帝顾虑重重，那奏请并非出自皇帝授意。
所以今天会更吵。
严嵩只准备在轮到自己、必须要发言一下的时候说点什么。
他当然也只会说一些大义凛然的话，集中说一说江南存在的问题。不论如何，帮陛下从江南获得更多实利总是好的。
于是轮到他时，严嵩缓缓地开了口：“我出身江西，督抚过浙江。江南之富庶，自不必多言。然陛下御极，最重忧虑便是何以富国，这才有了新法。嘉靖五年以来，诸省逐步推行新法。哪怕北直隶，如今虽未如其余省份设诸司，各府县却是改了新制。唯南直隶仍如旧制。”
他指出了这个事实之后，话题一转：“如今我任礼部尚书，就只说说江南文教。新学之妙，诸参策想必也各有体悟。诸省设大、中、小三学，南直隶最慢，何也？考纲既改，学制既改，南直隶诗书人家百般抗拒，寒门子弟多了些路，他们便少了些路。新学是如今才出吗？几年了，固步自封。去年会试，正副榜中南直隶人数大不如前，便是明证。”
其他人都琢磨着严嵩的话，知道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些根本。
嘉靖八年的会试结果，对南直隶确实是一个刺激。再加上北京户部直征，更让江南官绅人家看到了将来的危机。
“陛下襟怀，历代明君概莫能及，方有国策会议、国务殿。设不设淮扬布政使司，只是小事。江南官绅人家已经落后于其余诸省了，知不知变、肯不肯变才是大事。江南非南直隶之江南，是大明之江南！”
一句重话在国策殿里铿锵有声，严嵩最后说道：“这新法能让区区一广东有日益富庶、英才辈出之功效，江南本应更得其利。诸君能列席于此共议国策，也是新制之利、陛下信重。张国务何以请设淮扬布政使司，诸君皆了然。故而，我倒以为，设不设淮扬布政使司事小，江南官绅能不能顺应大势解大明内忧外患、保江南安宁、使江南日益富庶文教更昌，这才事大！”
他轻飘飘地说一句张孚敬的提议不算什么大事，但江南改不改变思想才算大事，回避了目前这个尖锐问题的表态，却也直指问题本质，像是礼部尚书应该关心的问题。
费宏和张孚敬深深地看了一眼严嵩：本有机会进入国务殿的他，在前年大换届时婉拒了许多人的推选。
这个家伙，所谋更深远。
现在他也从皇帝并不露面的举动中解读出了什么，南直隶的问题，皇帝目前只要实利。
坐在礼部尚书位置上的严嵩从文教一事上做文章，这个态度传到南直隶之后，南直隶的人都得考虑一个问题：礼部尚书推崇新学，如此嫌弃江南士子在新学上的水平，下一次的会试，南直隶能考中进士的人会不会更少？
如果不再那么强调他们积累深厚的四书五经学问，江南那些诗书人家自然也就要脱离如今隐隐抱成一团的旧势力——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圣贤学问早近大道，如今新学曲解经典的。什么今人不必不如古人，他们是多么希望一切能回到十年前的局面？
但那也只是最后畏畏缩缩的期盼了，期盼会有什么变数，期盼陛下能深刻地认识到南京为什么是国本。
现在礼部尚书从文教的角度出发说道：要顺应大势，江南不是南直隶的江南，是大明的江南。
他在用江南世子将来的科途恐吓江南吗？
也坐在殿中的毛纪想起了东南杀官时陛下震怒中说的一句话：此案不破，南直隶及两省十年内不录举子！
严嵩还记得这句话，他确定皇帝对江南官绅是有偏见的。
既然如此，现在为何不可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威胁？已经不是正德十六年了，皇帝的大位稳如泰山……
“大宗伯这话重了，江南自然是大明之江南……”
寂静中有个人刚刚开口，忽然听闻西面传来闷闷的钟声。
他们疑惑地看了一眼国策殿中的座钟，还没到整点啊。
随后，钟声络绎不绝，众参策顿时心头一凛，目光看向了空着的那把椅子。
这是从定国公徐光祚去世时才有的惯例，重臣离世，皇明大学院中的钟楼鸣钟九响，以示哀悼。
徐光祚之后，还只有顾仕隆享受过这种待遇。
费宏肃容缓缓站了起来：“只怕是三南公走了，今日先议到这里吧，该去送一程。”
人人心头都涌起巨浪，军务会议总参谋离世了，还是在任上离世，下一任是谁？
但这件事，并不在国策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列。军务会议总参谋由谁担任，全凭皇帝一言而决，因为那涉及到军权。
现在，这至关重要的一个位置，却又仍旧沿用以文制武的思想，由文臣担任。尽管名义上只是赞画参谋，却已经越来越重要，管着平日里的军纪、军备、战训，还有战时的调兵决定。
杨一清病重，已经想过这件事数日的王宪，甚至陈九畴都心头一动，随后将他们眼底的那丝渴望掩在了眼底。
总宰的位置离他们很远，但总参的位置离他们很近。
京城之中，钟声并不能传得很远，毕竟正阳门外京城外城中的新钟楼还在建，那里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钟。这样一来，中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