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太太以一种母兽的执着, 在外头奔波行走。
光是找律师的事情, 就足够让她焦头烂额。她原本想从香港延请大律师, 但不幸的是，香港的律师并不熟悉大陆的法律。所以一番周折下来, 功成名就的大律师决心爱惜羽毛，不轻易趟这趟浑水。免得到时候丢了面子是小事, 没了性命是大事。
红色中国在大部分人眼中是与法律无关的，因为法治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迫害。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的意义，所有规则的执行带有强大的弹性。
阮太太被迫退而求其次, 开始在岛上寻找律师。
悲惨的是，即便她带着嫌弃的心想同大陆律师合作, 现在大陆根本就没有从事专业律师工作的人。司法部之前都已经撤销那么多年了, 律师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所以即便有法律工作者也没办法，阮太太短时间内找到他们也没有门路。
余秋甚至怀疑，就算有先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此刻也绝对不会冒出头来。开玩笑，跟政府打官司，还是帮华侨，这可是涉及到一个政治站位问题。
哪个发疯，冒这个险？经历过动乱纷争饱受劈斗折磨的人, 最擅长的就是远离可能会将自己拉入漩涡的纷争。
这是生存与死亡中锻炼出来的直觉，就像上过战场的老兵对于危险无比敏锐一般。
两条路都受到了阻拦，阮太太改变思路，决定就在华侨人群当中寻找。一同撤上海南岛的人群结构极为复杂, 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然不缺乏颇有成就的律师。
大家同根同源，今天她儿子的遭遇就是明天众人将要面临的未来。假如这个时候他们不团结一致的话，他们就成了被拔掉牙齿跟爪子的老虎，由着公产党政府为所欲为。
今天公产党可以找到这个理由来整治人，明天他们就能够寻找另外一个借口找出问题来。反正规则掌握在他们手里头，他们想怎么盘剥就怎么盘剥。
不晓得是阮太太开出的酬劳实在令人满意还是她的话确实引起了法律工作者的警觉，反正在忙碌了个把月之后，终于有人愿意接手阮书俊的辩护工作。
那位律师过来办手续的时候，颇为认真地同特地前来接待的廖组长强调：“我没有挑战贵政府权威的意思，但我想说天赋人权，不管是在什么国家地区在任何时代，犯罪嫌疑人都有权替自己辩护。即便是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也不应当剥夺人说话的权利。”
廖组长笑容可掬：“当然，我们欢迎法律工作者加入到我们的法制建设工作中来。时代在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规范化起来，法律是根本，自然一切要依法办事。”
老廖同志的确没有利用行政权力故意刁难阮家延请的律师，相反的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局都客客气气的，相当配合律师的工作。
因为这个，阮太太愈发笃定公产党的政府就是想玩滑头，想要趁机从他们家敲出一大笔钱。所以现在才释放出和气好讲话的讯号，暗示他们家赶紧掏钱解决问题。
这种打一巴掌给颗甜枣的策略，天底下的当权者都是一个德性。当官的装模作样，又当又立，明明是靠着他们这些生意人，吃香的喝辣的，却偏偏要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德行，可真叫人作呕。
然而恶心归恶心，不屑归不屑，为着唯一的宝贝疙瘩蛋，阮太太还是得强忍下个人情绪，硬着头皮找上门去。金条还是美金，只要对方开个价，她一定会想办法满足。
她儿子就是西毒而已，又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没必要搞得这么喊打喊杀的。坐牢可以，打鞭子就不必了，她儿子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不可以打鞭子的。等坐上一段时间的牢，她儿子再出来治病就行了。
阮太太想的倒是挺好，可惜廖组长没有给她发挥的机会，直接客客气气将人请了出来。出门的时候，阮太太才回过神，感觉自己犯蠢，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摆在台面上说就应该悄悄地把东西送过去呀。
她又回去忙碌一番，四下筹措金条与美金。为着这个，她连自己压箱底的首饰都拿出来了。
她倒是不介意直接送人呢，不过想来想去，感觉公产党土包子未必识货，大概只有真金白银才能入他们的眼。于是她只好咬咬牙，叫人狠狠宰了一口，换了黄鱼跟美钞送过去。
廖组长当然不肯收，但临走的时候阮太太还是想办法丢在了屋子的竹床底下。送礼这种事情讲究的就是一个雅字，不用摊在台面上讲的。
这一番忙碌，春天都跑到了夏天，节气也换了好几个。只不过阮太太却一无所觉，反正海南岛四季如夏，对她而言，日子的差别就在于有儿子跟没儿子。
她胸有成竹地等待开庭，看到审判席上站着的儿子时，她立刻泪流满面。瘦了憔悴了，她的儿子受到了好大的折磨。
余秋默默地看了眼这对母子，感觉天底下有种瘦叫做妈觉得你瘦了。天地良心啊，阮书俊被抓住之前是个什么德性？她又不是没看到过。
典型的病秧子，面色青白，双颊凹陷，看上去就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绝对没有《胭脂扣》里头哥哥的风采。
现在站在审判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头发剃短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