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如何使得，你我也不相识，为何如此相待。”焦福一脸懵逼状。
章子俊回道：“既然是天意如此，虽然萍水相逢，理当相助……。”
那县官插话道：“好，好，这位书生乐善好施，能赠银相助，也是本官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人如果能够守持着这一点，天地万物都能够自然而然地自行演化，都能如行云流水，想那焦贵为人实在是不堪，横行霸道，欺压善良，行偷鸡摸狗之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
如若为人处世，也都能坦坦荡荡，实实在在，得失听之，毁誉任之，举重若轻，临危若盈，一笑置之，一言蔽之，不烦不恼，清神静心，轻松自在。人生如此，岂不快哉？去吧，退堂！”
焦福捧着五两银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出去了，此时只见那县令匆匆走下书案，对着章子俊倒头就拜，口称：“先生如何到此啊，下官好相迎，现在却惹出了这等事出来，下官难咎其职啊。”
这样的操作，把章子俊吓一跳，其实邳州巡检司早就跟县令汇报了，运河码头来了一个船队，打头的还是一艘官船，上面有认旗，写着“芦州知府”字样，像这样的船，如果是路经此地稍作停留，县令也不会理睬，经运河过往的大官多了去了。
可这位县令脑袋瓜比较好使，看到三位美人，再看到章子俊后，心中就有数了。定是今早巡检司来报的这艘船上的人无疑，章子俊在京城为官，起起落落也有十年了，不知不觉间，身上就会有了一种“官气”及官威。
想想好了，在看明星和网红，圈子不一样，久了气质也就不一样，官场同理啊，有些人从小就有“官气”，如果家庭本就是官宦人家，书香世家，生出的孩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在学校里做了班干部后就更明显了，更有一些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也会沾染上“官气”，比如法官做久了，就会颐气指使，校长做久了好为人师，哪怕是在政府部门给领导泡泡茶，在社会上眼睛就会长额头上，说白了就是缺少“烟火气”，不接地气了，看什么都是“高人一等”，比如，有的人官气、“衙门味”很大，总是高高在上，泡在文山会海里，脚不沾泥、手不沾土，说话办事云山雾罩；有的人贵族气、“少爷味”很浓，吃穿住行特讲究，热衷于讲排场、耍派头，俨然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还有的人娇气、“大小姐味”很足，文件包有人夹着、水杯有人端着、外套有人拿着，独自出门甚至不会坐地铁、不懂上网购物，站在atm机前一脸茫然；还有的人书生气、“迂腐味”很重，等等。更何况在明朝这样的等级森严的环境，章子俊可能自己还不觉得，其实早就沾染上了一些官老爷的架子。每天有一大帮人围着自己转，这种“享受”只要尝过了，再难舍去。哪怕你装作很随意，平易近人，待人和声和气，可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官威，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上个茅房还有人给擦屁屁。
好在章子俊有自觉，能做到的就是自己穿衣脱衣，自己动手吃饭，自己上茅房，可是在古代整理头发，梳头，打洗脸水，泡茶，整理房间这些全有雅琴代劳了，要不然会让人看成神经病。
很明显，眼前这位县令就是在糊稀泥，再说了本案原本就是焦贵使坏强抢“民女”引起的，加上明朝就是人治社会，官员之间相互照应就是为官之道，像焦贵这样的混混地位低下，杀死一二个还不至于能把章子俊怎么样，人命贱如草啊。
既然人家这样看重自己，章子俊也不得不拿出点好处出来，这位县令在邳州已经任了五年的县令，答应往上调调，等去南京后，给工部推荐一下，或是给曹衡修书，活动活动关系就成。这种人脉关系是相互的，当初在南京曹衡处结识了许多人，有大理寺卿周源、刑部右侍郎林鹗、礼部右侍郎雷复、都察院事吴琛、兵部尚书原杰、吏部尚书崔恭、刑部尚书周瑄等，还有底下的小虾小鱼。
在邳州，又是几场酒宴，在古代官场上，公务接待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体系里的潜规则。古代官员不搞实业，不搞投资，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那么，这笔“招待费”该从哪出呢？说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杂税，“取之于民”。根据《萍州可谈》记载，北宋监司的办事处设在杭州。监司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为了安顿这些中央特派员，杭州地方政府专门安排一名副职负责接待这些监司。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就负责过接待工作。不过，苏东坡的酒量有点糟糕，为了让上级领导开心，苏东坡往往会喝得酩酊大醉。长久之下，苏东坡身心俱疲，发牢骚说这个差事真是“酒食地狱”。
官场的权力分配，要遵守一种基本原则，那就是：上级对下属的考核和监察。
不是每个下属都办事得当，因此许多屈居人下的官员想到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讨好乃至逢迎上级。久而久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下级官员的“分内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务接待，成了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
比如在景泰年间，浙江有个政绩不错的县官，省级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