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照往日例，遂将旗升起。’可望曰：‘军中旧制：主将入营，方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为主，应候我入营，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营，何升旗？目中明无我矣，我安能为众人主乎！’刘文秀曰：‘此西府一时之误，望大哥姑容！’可望愤不已，尚礼请责旗鼓官赎罪，可望亦不允。定国曰：‘我与汝兄弟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遂欲如是，异日可知矣！汝不做则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众人多方劝解可望登座发落，可望怒曰：‘必欲我为主，必杖定国百棍乃可！’定国怒曰：‘谁敢打我？’可望曰：‘定国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异日何以约束诸将。’众力劝不已，定国喧哄愈甚。可望怒，欲上马去。白文选从定国后抱持之，曰：‘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于是王尚礼、冯双礼等同将定国按倒于地，特杖□之。杖至五十，定国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众乃为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为诸将主，于是军中无敢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众在此，而定国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会既散，可望私入定国室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号令不行，众军皆叛，我等何能行！’从此四人虽并肩仍称兄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禀于可望。”（《明季南略》卷之十七）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但从此事中可以看出孙可望的野心。这对孙可望来说是机会，对朱媺娖来说也是机会。 刘宗敏东行，忠贞营事实上分裂，西营南下，四川重归明朝，朱媺娖不遗余力建设藩镇的同时，也在努力分化藩镇，如果一个藩镇团结一心，朱媺娖就要重新掂量掂量。以孙可望之内政、李定国之军事，二者合二为一，朱媺娖恐怕要看着他做宋武帝（刘裕）。这是明朝的不幸，也是华夏的幸运，可惜，这终究只是一对义兄弟，交水之战人心向背便能说明一切。 孙可望的内政能力在明末堪称和皇太极共称双雄，历史上遵义后，他主导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彝族割据势力制造的混乱，打出为在西南有巨大威望的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当时的云南土司沙定州趁弘光后期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之机发起叛乱，诛杀沐国公亲属拘禁大批原明官绅。也正是这个机会，孙可望展现了他灵活的手腕，民族大义和土地改革共行。 一方面，他用政治手段统战残明官绅，在谈判中采用干支纪年即在名义上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尤其沐天波本人为了复仇与大西合作使得云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原明势力都接受了大西的统治，同时坚决打击沙定州反叛势力，最终在云南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与云南旧官绅合作的同时，又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少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云南这个明代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其开发云南遗留的经济成果直到三藩之变时的吴三桂都在享受。 而军事上，他一直在为接下来可能的大战做各种准备，清点户籍扩军备战，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军队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为日后李定国两蹶名王埋下伏笔。 要知道以孙可望为主体的行政机构为北伐提供了必要的兵源和粮草支持，大西军入滇时不过2万余精锐，经过3年的修养生息，以及随后对西南大小军阀软硬兼施的兼并行为，到北伐时，明军在东线出动了6万人，北线出动4万人，云贵的殿前军不详但更少，此时明军总兵力在12万以上毫无疑问。不仅如此，还同时支持北、西两线的军粮供应。这份种田能力，一直被朱媺娖所羡慕，哪怕是明知他野心勃勃，也不肯放弃。 由于李定国、刘文秀二人在史书上基本是纯粹的军人形象，可以说这方面主要的功劳就是孙可望的，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保障，是明军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 这个时候的孙可望不敢说能成为明太祖一样匡扶天下，再造华夏的绝世英豪，但看起来成为刘裕、陈霸先之类的天下枭雄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永历六年北伐之后，孙可望的人生就如自由落体一般，兄弟阋墙 、内外离心、众叛亲离，从一代枭雄向着大汉奸急速坠落，最终为抗清事业在政治上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冲击。 首先是西营三子（艾能奇历史上死于云南战事，没活到出兵）内部间的关系破裂，尤其是孙、李二人的关系走向了破裂。 这其中有明朝的挑拨离间，永历在李定国桂林大捷后向李定国单独派出的特使对孙李交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叫你二龙不得相见），也有孙可望在军功、威望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力图强行压制李、刘二人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