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子弟荫官，或者得到地方官员、名士的举荐，还有种是名声大得传到官员或皇帝耳朵里，被他们主动邀请（这叫征辟）。 这样做很理想，但效率不高且没有衡量人才的标准，辟官看上去很随意，容易导致矛盾与不和。 在人口繁衍、城市增加、行政区划越来越细之后，官员的大量需求与低效率的举荐征辟制度间产生矛盾。 于是曹魏发展出了“九品中正制”，由负责举荐的官员将本地人才划分九等，提交给吏部备用。 这还是乡举里选，解决了缺乏选拔标准的问题，但在缓解世家大族和朝廷间关系的同时，更方便他们的子弟靠门阀背景和裙带关系就能做官。 寒门想挤进权力层仍然困难，反而助长了世家在政权中的作用，造就出大批颇有势力的“世家”。 如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关中杨氏、东郡谢氏、青州夏侯氏、河北窦氏、河中独孤氏、河东裴氏、陕右宇文氏这类，是大到各地官员甚至朝廷都惹不起的角色，当然中、小规模的就更多。 这些世家大族大到了可以影响皇位继承、国家政权更迭的地步，是两晋之后历代都不得不倚仗而又无力解决的毒瘤。 上回书说到李丹告诉靖武帝，隋炀帝推崇儒家借机创立科举，意图在于通过科举制简拔人才，赋予这些感激涕零的寒门子弟权力和地位，让他们去打压门阀世家。 结果他做得太急躁，导致不仅频繁征调耗尽民力使下层怨声载道，而且也深深得罪了隋朝赖以建国的大、中门阀世家。 后来领导农民造反的杨玄感、李密、程之节（程咬金原型）、秦琼、王世充、窦建德、单雄信，撺掇李渊起兵的裴寂，当然还有李渊父子，无一不是世家出身，没有一个是农民！ 不肯等死的农民加上不满皇帝的贵族，炀帝能坐稳江山才怪。 不过那时的科举也只是草创，没有后世那样严密，也不是完全围绕四书五经。 出于统治需要，主要分考察方略的秀才科、考实务策论的进士科，以及考较经书义旨的明经科三科，以明经科最高。 这时的科举允许寒门庶士投牒应考，也就是到考场提交自己的履历后，登记考试资格并参加考试，算是为天下人开了一条察举制度之外的出仕新途径。 但那时科举还在举荐的影子里，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唐朝科举内容丰富，科目增加了俊才、明法（法律）、明字、明算（算术）等多个学科。形式多样化，既有时务策论（简答）也有贴经（填空）、杂文（命题作文）等。 而察举制度也与科举并存并未消亡，直到唐朝中期后它才逐渐衰落，科举制度随着分裂结束、中央集权重新增强，开始成为简拔官员的主要渠道。 宋英宗时期形成了解试（府试）、省试（院试）、殿试（会试）的格局，并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考卷糊名和誊录也是前宋开始的。 前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相，取消了诗赋、贴经（填空）、墨义（意义解释），只保留经义、论、策三科，强调“经以致用”的目的。 到了前朝，对汉学不甚推崇，以改革经省的名义砍掉题诗和论，在乡试、会试和御试中厄古人、色目人只考经义和对策两场，汉人和南人还要加考辞赋和杂文，并且经义内容仅限程朱理学类。 这样发展到本朝太宗皇帝登基后，确立了县试（童生）、府试（秀才）、院试（即乡试，举人）、会试（进士）、殿试（三甲授官）的完整格局。 内容上也涵盖了经论、策论、判词和诗赋四科，且经论涵盖四书五经，远超出前朝的范围。 作为重新确立的汉人政权，赵氏的儒商背景，使历代君主表现出比前朝更多开放与宽容，同时也更务实。 会试地点在贡院，当日天未亮起床，洗漱之后李丹照习惯吃了些点心、鸡蛋，钱敏却没敢吃，两人由焦同送出来一起上马车。 今天陆九只挂了两匹马，马车在前车灯的映照下沿着京兆街向北到北鼓楼下拐往贡院路来。马车在芳丘苑墙脚下停住，二人就在这里拎了自己的箱笼下车。 芳丘苑这地方本是块空地，宣宗皇帝拿来做禁军的校场，为锻炼禁军在里面挖湖造河，做出丘陵田埂。 太后监国期间觉得城里总是数千禁军喊打喊杀地不好，所以将校场迁到了含辉门南夹城里，禁军的宿舍也从改到含辉门到善礼门之间，所以那块地方现在分别叫校阅场和大军营。 而这边则由皇家和归德府各出部分资金予以修缮，每年二月至九月间开放给民间游玩入园时人资两文，分别用于城内老弱贫苦的抚恤，以及园内营缮工匠的薪俸。 它的东墙已经离贡院大门咫尺在望，所以大户送自家公子的马车都停在北墙下。不过李丹这车一出现，立即引起了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