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若能改弦更张，弃暗投明，与阮首辅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江右齐军，则大丈夫功成名就，封侯拜相，千古青史，唾手可得也！”
“此乃某平生所求！”
早在弘光十五年春，督师阁部阮大铖西征前夕，第三次派出秘使前往南昌，劝惠登相改弦易辙，“建不世之功”。
不过当时惠登相正率投降明军在江西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自然对南明劝降没有任何反应，哦，唯一的反应是将南明使者耳朵和鼻子割掉，却没有把人处死。
惠登相没有灭口的行径，让南明君臣看到了让这位“忠臣”反正的一丝可能。
接着，弘光朝廷在江西的最后存在赣州大明督师万元吉也派出密使劝说惠登相反齐，还给惠登相送去了一箱子东珠和珊瑚。
惠登相被南明朝廷的真情实意深深打动，当然，打动这位降将的最关键因素不是东珠和珊瑚。
“弘光皇帝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
这样裂土封侯的封赏，是大齐和刘招孙不能给惠登相的。
惠登相心动了。
促成惠登相二次反水的最关键有两点：
首先是江西巡抚和巡按对惠登相老家的废除私产行动，当然在当事人看来这等同于抄家。
惠登相在山西，在湖广积蓄多年的财富，被齐国民政官“清理登记造册”，全部打包运往南昌、武昌等地府库。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导火索，正是江西江南各地风风火火如火如荼的反对“禁缠足令”。
齐国颁布的“禁缠足令”在江西各府县引起强烈反弹，上至知府县令耆老乡绅，下到贩夫走卒村夫匠户，都对这项“暴政”充满愤怒，部分地方上有影响的豪右名士，甚至扬言：
食可尽，头可断，血可流，足不可不缠！士大夫节操不能丢！
饿死事小，缠足事大！
一些先前隐居乡野，不愿与大齐合作的前明遗老们，突然复活一般，开始络绎不绝拜访惠登相府邸，如姜曰广等人，这些人日夜劝说惠帅采取行动，“不可辜负江右民心”。
加上南明将领何腾蛟等人的反复劝说，惠登相终于下定决心，在江西搞一把大的。
当然，他起事的地点没选在南昌九江这样的通都大邑，因为齐军在这些重要城市驻兵较多，惠登相深知齐军实力，他也不敢去触那个霉头，他最后把造反的地方选在临川，时间定在了四月十八日。
之所以选在这里，无非三个原因：
其一，临川位于赣南，距离福建相对较近，一旦起事，方便福建明军接应；
其二，临川府城明军力量薄弱，只有不到一百齐军驻守，而且一半是辅兵；
其三，临川服膺程朱理学教诲，百姓多知圣人之言，对禁缠足令暴政义愤填膺，对齐国怨恨极深。
此时的江西巡抚、巡按，江西留守蓑衣卫等，已对惠登相暗中联络弘光朝廷的行为有所察觉。
东林寺的静安法师没错，就是吴霄联络的那个老和尚完全掌握了惠登相企图反水的罪证。他们将这些罪证呈报南昌方面，奈何齐廷一直没有反应，章东只说玩大家“稍安勿躁”。
意识到计划可能暴露的惠登相，于广德元年四月十五日提前发难。
惠登相设宴擒杀前往督促执行禁“缠足令”的江西巡按成学东、布政使卞龙尺，江西御史叶大成，并宣布反齐复明成学东早有觉察，没有赴宴，逃过一死，其余两人皆殉国。
临川城内投降大齐的前明官员，“尽弃黑淄而换冠裳”，少数不愿追随反齐的官员被处死。
危急时刻，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缒城而出，乔扮坡脚道人，星夜逃往南昌报告临川之变。
远在南京，风雨飘摇中的弘光朝廷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诏封惠登相为豫国公，加封太子少保，让他统领江西军政大权。
赣南其他三个府县已经投降的明军，也纷纷响应。他们或据城反齐，或毁城逃走，与临川明军汇合。
早已等候多时的邓长雄第二兵团立即采取对策，调兵遣将。
三月十八日，邓长雄派第一营、第二营，第三营为征讨临川主力，会同投降湖广明军马进忠一部三千人，蒙古骑兵两千兵马，朝鲜兵两千人，组成一万大军进逼临川。
与此同时，抽调投降建州固山额真朱马喇、投降左良玉部将马国柱领兵由镇江朔江而上，暂缓对南京城攻势，在安庆同主力大军会合，已经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部人马，暂缓南下，调头东进，从北、中、东三个方向形成对叛军夹击之势。
就在三路齐军大军压境，如泰山压顶之势围攻临川的前夕，临川明军内部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惠登相召集一众旧部商议“北伐大计”。
老部下们一致认为，趁齐军主力在镇江南京，湖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