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的辽东大地暑气蒸腾，天气炎热，受小冰河气候影响，辽河平原今年格外干燥，原本降雨充沛的六月几乎没怎么下雨，连辽河径流也明显减少了一些，大片大片的滩涂裸·露出水面，上面躺着干枯成泥的小鱼小虾。
得益于武定皇帝驻守辽东时对屯堡农业的大笔投入，辽河两岸水利颇为完备，各类灌溉器具一应俱全，尤其是泰昌三年，徐光启与金尼阁发明并推广了龙尾车。使用这种利器汲取河水灌溉庄稼，效率是之前使用的龙骨车的十倍。据说这种灌溉利器运用的是阿基米德螺旋运动原理，运用螺旋输送，以内部轴的旋转带动螺旋叶的反方向运转，托水向上平移，达到升水目的。
此外，武定皇帝对农田沟渠的修筑、维护都是下了血本，刘招孙在辽东六年时间，每年在农田水利耕具种子上的投入，都是十万两以上。
真金白银投入、相对稳定的耕种环境、科学合理的施肥灌溉、高产作物（旱稻、番薯、抗倒伏玉米、苜蓿）的持续引入，当然还有高效廉洁的民政官吏体系，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万历四十七至武定元年（1619——1626）辽东各屯堡每年所产的粮食，除了能够支撑屯堡所用，大部分运进了各地粮仓存储·····
武定元年，辽河平原上生长的春小麦不仅没受到恶劣气候影响，反而因为光照充足，长势更加喜人。
五月上旬，乔一琦徐光启等人逃回辽东后，徐光启便建议谢阳立即着手运送粮食到沈阳、辽阳几个大城，以防万一。谢广坤虽不是带兵主官，不懂得行军打仗那方面的事，不过他亲眼瞅见皇帝被几十万流贼围困在京师，这时候傻子也知道，大齐撤回辽东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这位民政主官不及奏请皇帝——当时也没办法奏请——，便下令各地屯堡民政官和屯长开始运粮，只留驻军二十天口粮，其他粮草全部运往辽沈大城。
就这样，到五月底，辽东各城、各屯堡粮食陆续搬运一空，连百姓和商户也开始分批撤离——绝大部分辽民商户自愿前往沈阳，只有少部分舍不得家财田地，愿意留下等死。
由于各地驻守大齐军队一直按兵不动，部分城池甚至还有渐渐增兵的趋势——戚金为迷惑建州朝鲜，分别向临近赫图阿拉的抚顺以及临近朝鲜的宽甸增兵——建州朝鲜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尤其在杜度看来，齐军踪迹颇为可疑，毕竟像这种不劫掠百姓逃走，而是让商民先撤的行为，不是杜度这些的人大清皇帝能理解的。
与此同时，山东、辽南两个幸存的开原商会，不惜高价从南直各地采购粮食，虽然南明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向齐国走私粮食，在利益驱使下，还是有很多胆大的商人铤而走险······到双方正式开战前，沈阳、辽阳铁岭等城已经囤积了数量惊人的粮草、火药等各类军需物资。
直到抚顺、宽甸两地最后一批屯户抢收完地里的春小麦和玉米，康乾皇帝这时才终于意识到不对，他下令多尔衮鳌拜等人去辽东各地屯田纵火，烧光屯堡耕种的庄稼，尽可能削弱大齐的战争潜力，不过此时已经晚了。
凶神恶煞的鳌拜惊讶的发现，不等八旗勇士们动手，刘招孙的徒子徒孙们，已经先他们一步，把抚顺、宽甸等城能烧的东西全部烧完，能砸的东西全部砸完，连一粒米一斤火药一根箭簇也没给我大清留下。
不仅如此，狡猾恶毒的蓑衣卫还在各处水井投毒下药，连为数不多的草场也被他们投了剧毒，城中人马通过的大道上不时会有一颗致命的地雷炮或插满尖桩竹签的陷阱，等待着八旗勇士们去冒险，去征服。
武定皇帝在辽东各地经营时间足够久远，谍报网足够强大，再加上沈炼、章东（两人皆已战死）、刘兴祚率领蓑衣卫们不知疲倦的在各地进行反谍行动，杜度安插在辽东各城的细作，基本上每隔半个月就会被开蓑衣卫清理一遍。好在我大清（之前称为建州）一直都不缺包衣，于是这些奸细就像冬天里的韭菜一样，割了一波再长出一波，长出一波再割掉一波。以至于最后双方达成了默契，杜度自觉将那些犯了死罪但不需要自己动手的囚犯（政敌）送往蓑衣卫地界，名曰刺探军情，实际只是借刀杀人。
总之，武定元年，刘堪在位期间这场决定大齐王朝生死存亡的决战，与他父皇刘招孙的浑河血战以及之后的赫图阿拉之战完全不同。齐军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两眼一抹黑，上去和敌人死磕到底的状态。
用康应乾和戚金的话来说，小皇帝自有上天庇佑，齐军对建奴来袭了如指掌，除了兵力，我军占据绝对优势，此战必胜。戚金要求每名齐军战兵，在守卫辽沈之战中，必须杀死或杀伤十名以上的建奴才能死去，否则便有通敌之嫌····